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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黃道婆又把黎族人民用的攪車介紹過來。攪車又名軋車，是由裝置在機架上的兩根輾軸組成，上面的是一根小直徑的鐵軸，下面的是一根直徑比較大的木軸，兩軸靠搖臂搖動，向相反方向轉動。把棉花喂進兩軸間的空隙輾軋，棉籽就被擠出來留在后方，棉纖維（皮棉）被帶動前方。

應用攪車后，完全改變了當時用手剝籽或用鐵杖搟去籽的落后狀況，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是當時皮棉生產中一件重大的技術革新。

然后，黃道婆認為原先彈松棉花的操作太原始粗糙。

經過試驗她不僅把原來的小弓改成1米多長的大弓，用粗繩弦代替細繩弦，而且還用檀木做的椎子擊弦彈棉。這樣既比以前用手指彈撥的小竹弓提高了效率，又使彈出的棉花均勻細致，不留雜質，提高了紗線的質量。

在紡紗這道工序上，黃道婆所用的心力最多。她發現當時人們使用的舊式單繼（一個紡錠）手搖紡車，功效很低，要三四個人紡紗才能供上一架織布機的需要，對加快織布速度障礙很大。黃道婆就與木工師傅一起，經過反復的試驗和不斷的改進，終于研制出了一種三繀式（3個紡錠）的棉紡車，使紡織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兩三倍，操作也比原先方便省力。黃道婆創造性地發明了三繀腳踏紡車，代替了沿襲了幾千年的單繀手搖紡車，這是棉紡織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是黃道婆對棉紡織業的卓越貢獻。這種新式紡車很快被人們接受與運用，在江南一帶推廣普及后，生產的棉布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大為改觀。這種紡車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紡織工具。

黃道婆元初著名農學家王禎在《農書》中介紹了這種紡車，其中的《農器圖譜》還對木棉紡車進行了詳細的繪圖說明。

這是我國古代棉紡織技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有力證明，同時也顯示出黃道縷不但在中國，而且在國際棉紡織史上所具有的崇高地位。

另外，黃道婆還充分利用和改進了傳統的絲綢生產工具和技術，精益求精地提高了整絲和織布工藝質量，使當地人民能用紗線織出各種色彩的棉布，其絢麗燦爛的程度能與絲綢相媲美。

王楨在《農書》中記載當時已用撥車、線架等紡織工具來分絡各色棉紗，還記載了織布機與絲綢機的相同之處。這是黃道婆與勞動人民一起，把絲織生產經驗運用于棉紡織業，改進了原先所使用的投梭織布機的又一革新創造。

無私傳技黃道婆的歷史功績，還在于她把從海南島人民那里學來并掌握的織造技術。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向烏泥涇人民介紹并推廣了織造崖州被面和其他精美棉織品的方法。

她總結了一套比較先進的“錯紗配色，絲線絮花”的織布技藝，推廣運用后，使當地的棉紡織業形成了全新的格局，當時烏泥涇地區以棉織業為生的增至千余家。

經過黃道婆的熱心傳授，烏泥涇人民能織出寬幅的被、褥、帶等多種棉紡織品，上面織有傳統的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等“桀然若寫”的生動圖案。

“烏泥涇被”一時成為名聞全國的產品，附近地區都競相仿效，“盡傳其法”，產品美名不脛而走，蜚聲各地。

黃道婆根據自己幾十年豐富的紡織經驗，和廣大勞動人民一起，對當地落后的棉紡工具做了大量改革，創造了一整套的“搟、彈、紡、織”工具。

由于黃道婆對棉紡織技術做出了這樣巨大的貢獻，當地勞動人民都深情地熱愛她，懷念她。她死后大家把她公葬了，并且還在鎮上替她修建了祠堂，叫先棉祠，以后其他地方也都先后為她興建祠堂，表達了人民對這位紡織工人的先驅者的感激和懷念。

其風悠悠黃道婆去世后不久，松江一帶就成為全國的棉紡織業中心，歷數百年之久而不衰。明朝正德年間（公元1506年—公元1521年），當地的棉紡織業達到高峰，織出的棉布一天就有上萬匹。松江棉布遠銷各地，還出口到歐美，深得各個國家人們的贊賞，贏得了極高的聲譽。從此，內地的衣著用品逐漸以棉布代替了絲麻，棉織業迅速在全國發展起來。“衣被天下”的松江布是廣大勞動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結晶，更蘊含著黃道婆這位棉紡織革新家的心血和精力。正是由于黃道婆的不懈努力和非凡創造，拓展了我國棉紡織業的廣闊天地，譜寫了紡織科學的嶄新篇章，其遺風所及，至今猶存，澤福后人，永垂青史。

棉紡織技術革新家黃道婆的偉大實踐和貢獻，人民是永志不忘，一首上海地區世代流傳的民謠表達了人民群眾對這位杰出婦女的贊頌和銘記：黃婆婆，黃婆婆，教戒紗，教我布，二只筒子，兩匹布。

第十四章

曠世一帝元世祖忽必烈，這位中國歷史上擁有土地最多的少數民族皇帝留給了后代太多的感嘆。

“不可馬上治天下”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成吉思汗去世時，忽必烈的父親拖雷曾臨時任監國，后由拖雷之兄窩闊臺繼汗位，為太宗。太宗死后，皇權轉到了拖雷系，由拖雷之子，忽必烈之兄蒙哥繼位，為憲宗。

太宗在位時，年輕的忽必烈身為藩王，就初顯鋒芒，他同諸多中原漢族士大夫，有識之士建立密切聯系，虛心請教治國方略。在忽必烈的周圍漸漸形成了一個漢儒幕僚集團，使得忽必烈的治國思想朝著不同于同輩皇兄弟的方向發展。

忽必烈在漠北和林時，漢僧劉秉忠就提出了“以馬上得到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的大問題，并以歷代封建統治的經驗，灌輸給忽必烈。

他還進一步論述舊制度造成的弊害，主張建朝省、立法度、定官職、飭賦稅，采用漢法，這對忽必烈思想意識的轉變具有極大的影響。

南宋淳祜二年（公元1242年），另一漢族知識分子懷化（今屬山西）人趙壁也奉召來到忽必烈的府下。趙壁曾跟隨著名文人李微、蘭光庭學習，頗通儒術，很受忽必烈的信任。通過他們的幫助，忽必烈對中國前代王朝的治亂興衰已頗為了解。

忽必烈不僅自己努力接受、學習漢文化，還要其他蒙古貴族跟著學。他的兒子真金太子從小就跟姚樞、竇默學習《孝經》。當上中書左丞的闊闊，原為忽必烈在潛邸時的近侍，忽必烈讓他拜主鶚為師，學習“治道”。

展露政治才能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六月，蒙哥繼承汗位，汗位由窩闊臺系轉到拖雷系手中，為了把權力確保在拖雷系家族手中，蒙哥即位之后即將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全部委托給忽必烈掌管。次年，忽必烈又得到關中地區作封地。

但是，忽必烈所面臨的漠南地區絕非遍地珠寶、庶富繁榮，而是一片橫遭兵燹破壞、苛政盤剝下的焦土。蒙古軍進入中原之初，進行了赤裸裸的直接搶掠。窩闊臺繼位之后，掠奪形式有所改變，他任用耶律楚材進行改革，其宗旨是以中原地區行之已久的賦稅辦法來代替舊的蒙古貴族殺掠式的和無限制的不時需索，以便保持在漢地的統治。紹定三年（公元1230年）初行稅法，小見成效。但由于蒙古貴族的反對，耶律楚材的改革以失敗告終。到蒙哥即位前夕，“漢地不冶”的情況更為嚴重，時人許衡認為，由于虐政的壓迫，人民困弊至極，眼看就要到聚而為亂的地步了。登基伊始，蒙哥頗有革除積弊之勢，但是由于蒙哥一系列的征爭，這些措施很快就瓦解了。人民的負擔越來越重，人們為了逃避債務催逼，紛紛逃亡，使土地大量荒蕪。

忽必烈在掌管漠南漢地軍國庶事之后，面對“漢地不治”的情況，一方面進一步拉攏漢族人士，一方面為積聚雄厚的物資、軍事基礎，斷然采取了招撫流亡、禁止妄殺、屯田積糧、整頓財政等一系列措施，并任用熟悉漢法的宋金官僚、知識分子進行統治，初步扭轉了這種局面。

恢復中原忽必烈封地內的邢州（今河北邢臺），金朝時8縣共有80292戶。在蒙古貴族入侵之后，到忽必烈受封之初，當地民戶已急遽地下降到500至700戶。忽必烈決定以治邢為試點，派脫兀脫、張耕、李簡等人去邢州。三人到邢州后，同心協力，洗滌蠹敝，革除貪暴，務在安民，不到一個月，戶口便增加了10倍。忽必烈從治邢的成效中大有感觸，更加器重儒士，逐步委以重任。又派楊惟中、史天澤、趙壁等治理河南，使河南經濟得到了部分恢復。

漠南漢地，由于當時典章未備，法制不立，貴族、官吏隨便殺人的現象經常發生。憲宗的斷事官牙剌瓦赤、不只兒等，一天內竟判決28人死刑。為了安定民心，忽必烈屢次禁止諸將妄殺無辜，軍士有違令的，殺以示眾，致使諸軍凜然，幾乎沒有敢違犯命令的，對擄獲的戰俘，不殺也不擄為奴，而是主張釋放。

忽必烈另外，為了籌備進攻南宋的軍糧、軍費，忽必烈還十分注意屯田，以鹽換糧，供應軍餉。并在京兆（今西安）設立交鈔提舉司，印發紙鈔。這樣，忽必烈逐漸控制了當時蒙古政權在中原漢地的很大一部分財權。

忽必烈自掌管漠南漢地軍國庶事之后所實行的一系列措施，使中原地區得到了初步的治理，人戶逐漸地增加，經濟慢慢恢復起來，為忽必烈奪取政權奠定了經濟基礎。

隱忍避禍忽必烈采用漢法治理漢地，必然損壞了蒙古游牧貴族和西域商人的利益。他在中原威望的日增，在治理陜西、河南過程中大量財力、物力的積聚，又形成了對蒙哥汗權的威脅。寶祐五年（公元1257年），蒙哥借口忽必烈剛打完仗，又患有腳病，讓他留在家中休息，而以塔察兒為左翼軍統帥，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權。不久，蒙哥又突然決定親征南宋。

忽必烈岌岌可危！當時的情況下，忽必烈身為藩王，調動軍馬及糧餉的權力都在大汗手里，因而斷難與蒙哥一決雄雌。

不得已，忽必烈聽從了姚樞的建議，反把妻子、兒女送到汗廷作人質，表示并無異志。當年十一月，忽必烈又親自謁見蒙哥，兄弟相見之下，蒙哥尷尬萬分，終于消除疑慮，動了手足之情，不讓忽必烈再說什么，而表示諒解。忽必烈也撤消了設在邢州、陜西、河南的機構，調回了自己派出的官員。

這樣，忽必烈以謙恭忍讓保全了自己，避免了一場不測之禍。

武裝奪權但是，忽必烈并沒有放棄控制中原漢地的雄心。后來，蒙哥因塔察兒軍事失利，又命忽必烈重率左路軍征宋。在征宋的過程中，忽必烈又重新把東路軍的大權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七月，蒙哥在攻宋戰爭中身負重傷，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州）釣魚山下。留在漠北和林的忽必烈的弟弟、倍受蒙哥信任的阿里不哥在蒙哥諸子和親信大臣的支持下，急忙策劃繼承汗位。一場權力爭奪戰旋即展開。

憲宗蒙哥是在南下伐宋的戰爭中死于合州城下的，因此，他生前沒有像太祖鐵木真、太宗窩闊臺那樣對嗣位問題做出安排。這就在蒙古王室內部引起了關于汗位的歸屬的激烈爭吵。忽必烈有資格接替大汗地位，但其皇弟阿里不哥和憲宗的兒子們也可以繼承汗位。這樣，爭奪汗位的斗爭不可避免地在拖雷系諸人間發生了。

憲宗蒙哥南征時，阿里不哥奉命留守和林，主持大兀魯思，管理留守軍隊及諸斡兒朵，在政治上處于十分優越的地位。另外，皇后忽都臺以及蒙哥諸子都擁護阿里不哥，這就增加了阿里不哥政治上的聲勢。在軍事上，他擁有留守和林的軍隊，隨從憲宗南征的軍隊也有一部分歸附了他。蒙哥去世后，大軍在攻宋前線，阿里不哥先發制人，派阿蘭答兒發兵于漠北諸部，派脫里赤括兵于漠南諸州。阿蘭答兒乘機調兵，進至離開平100余里的地方。開平一帶是忽必烈經營多年的根據地，阿里不哥的軍事行動給忽必烈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蒙哥去世時，忽必烈正奉命南征。為爭奪王位，忽必烈決定返回漠北。正好南宋賈似道派使講和，忽必烈當即同意，斷然把大軍留守在江北，自己率一支親軍先行。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三月，忽必烈到達開平，召集忽鄰勒塔。在諸王塔察兒、也先哥、合丹、末哥等以及大臣再三勸進下，忽必烈在和林自稱奉遺詔，在另一些王的擁戴下繼承汗位。至此，只有用武力來解決汗位問題了。經過4年大戰，阿里不哥眾叛親離，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七月，不得已歸降了忽必烈。

統一全國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八月，忽必烈遷都燕京，改燕京為中都，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改中都為大都，把中央政權機構設于此地。這一舉動一方面避開了叛亂諸人的威脅，立足于人力、物力俱豐的中原地區，以駕馭幅員遼闊的大蒙古國；另一方面，顯露了忽必烈在取得蒙古大汗地位之后，志在滅掉南宋，一統天下的雄心壯志。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宣布將“大蒙古”國號改為“大元”，以一個新朝雄主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

在即位的最初幾年里，忽必烈致力于鞏固汗位，對南宋只求維持現狀。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忽必烈在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作了長期備戰之后，便舉兵南下伐宋。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正月，元軍攻克襄陽。

元軍占領襄陽之后，就等于一腳踢開了南宋的大門，南宋王朝的滅亡是無可挽回了。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二月，南宋的最后據點崖山被攻破，南宋滅亡，全國統一于元。元朝建立忽必烈建立元朝，結束了自唐以來的分裂時期，使中國再次實現了大統一。

漢化政策和制度的確立元朝建立后，有意識地保留了中原的一些封建制度，但關于采用什么政策來統治漢地的問題，從蒙古建國之初就有爭論。元世祖即位后，圍繞著采用漢法問題，斗爭更為激烈。當時蒙古已統治中原地區，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其統治，忽必烈不得不大量任用漢人，采用漢法。

所謂漢法，不僅僅是指中國傳統的封建剝削方式，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先進的生產方式和與之相適應的全部上層建筑。它是與保守落后的蒙古“舊俗”相對立而存在，相比較而產生的一個概念。

漢法的采用，反映著當時蒙漢民族之間的相互影響達到的新高度。漢法的采用進一步促進了蒙古族封建化的速度，并使元王朝的統治取得了漢族地主階級的支持。

中央集權制度忽必烈為了貫徹漢法，鞏固對全國的統治，在政治上加強了中央集權。在中央設中書省總理全國行政事務，樞密院掌管軍事，御史臺負責監察。在地方上設立行中書省，簡稱行省。行中書省各設丞相一人，掌管全省軍政大事。行省下設路、府、州、縣。當時全國共有十個行省，即嶺北、遼陽、河南、陜西、四川、甘肅、云南、江浙、江西、湖廣。至于山東、山西、河北和內蒙古等地則稱為“腹里”，作為中央特區，由中書省直轄。行省制的確立，從政治上鞏固了國家的統一，使中央集權在行政體制上得到了保證。這是我國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項重大變革，對后世有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