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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事方面，忽必烈實行軍民異籍、軍民分治的政策，使軍職不得干預民事。雖然軍職世襲的舊制被保留了下來，但軍隊的調遣、軍官的任命，都由樞密院直接掌握。元朝軍隊分為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和新附軍等。探馬赤軍是在蒙古滅金時組成，以蒙古人為主體，包括色目、漢人在內的一支先鋒部隊。漢軍是以漢人地主軍閥的武裝為基礎，經過整編而成的部隊。新附軍是南宋投降后改編的部隊。蒙古軍和探馬赤軍是骨干，主要駐防于京師和腹里，而漢軍和新附軍多駐江淮以南。

歧視漢民族元朝統治者為了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維護蒙古貴族的特權，在建國之初就采取了民族壓迫政策。忽必烈時，把全國人分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漢人；第四等是南人。

這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經濟上的負擔，都有不同的規定。如在法律上規定蒙古、色目和漢人犯了罪，分屬不同的機關審理。蒙古人毆打漢人，漢人只能向司法部門申訴，不能還手。蒙古人酒醉打死漢人者，只要交出一份埋葬費，就算了事。漢人、南人不準集體打獵，不準舉行宗教活動，不準執持弓矢等武器。在政府機關中，蒙古人任正職，漢人、南人只能充當副職。如地方上的官吏，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形成定例。同知、總管互相牽制，都要服從達魯花赤的指揮。蒙古人由科舉出身者，一正式委任就是從六品官，而色目、漢人、南人則遞降一級。諸如此類等等制度，都有明顯的民族壓迫色彩。

聯合專政元朝統治者制定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政策，目的是為了鞏固蒙古貴族的統治。但那些早期就投靠蒙古統治者的漢族地主，如真定董氏、易州張氏、大興史氏、陽城鄭氏等，元朝政府對他們都與蒙古貴族同樣看待。元世祖就曾親昵地稱呼董文炳為董大哥。到了他的孫子成宗即位后，也稱呼董文炳的二兒子董士選為董二哥。董文用“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

按當時慣例，每年皇帝去上都時，樞密院官員除隨行外，在京師大都要有一人留守。由于留守官員責任重大，從來不派漢人充任。至元二十五年時，元世祖破例讓鄭制宜作留守。

古代風景畫鑒賞在取得江南后，元朝統治者又注意重用南方的漢族地主。至元二十四年詔命程鉅夫為御史中丞。又下詔求賢于江南，過去詔令用蒙古文，元世祖還下令改用漢文。程鉅夫乘機推薦了趙孟等江南名流，世祖都授與他們一定的職位，企圖借此取得江南地主的擁護。

對漢人、南人中一般的中小地主也采取籠絡的辦法。元世祖時，蠲免兵賦的儒戶，多數是漢族地主階級分子。通過漢族大地主的投靠，又籠絡了一大批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重用了當時的名臣竇默、姚樞。姚樞又推薦了許衡。這樣，漢族地主在元朝政府里形成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

元朝統治者不僅對漢族地主如此優容，對其他各族的上層，也都采取籠絡的手段。早在蒙古國時期，成吉思汗就注意爭取他們，如契丹舊族耶律楚材每天在成吉思汗左右，參與決策大政。按民族等級的規定，只有蒙古人才能擔任達魯花赤，而實際上畏兀人的世家子弟們任達魯花赤的不少。李禎和高智耀都是西夏的貴族，元太宗命皇子闊出伐宋時告誡他：“凡軍中事須訪（李）禎以行。”元世祖呼高智耀為高秀才而不名。回回人賽典赤一直為忽必烈所器重，讓他去云南任行省平章，他死后，其子納速刺丁繼續守滇。對吐暮等族上層也竭力拉攏，喇嘛首領八思巴等被封為“國師”。大理段氏的子孫如信苴日等，也都曾享受過特殊的優待。

由此可見，元朝政權的性質仍是以蒙古貴族為首、包括各族上層人士在內的封建統治階級對各族人民的聯合專政。忽必烈治國打江山難，守江山更難。

平定諸王叛亂海都是窩闊臺汗的孫子，對大汗位落入拖雷系一直心懷不滿。阿里不哥失敗后，他占領窩闊臺汗國領地，于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發動叛亂。被擊敗后，他又和察合臺汗的孫子篤哇勾結在一起，騷擾火州（吐魯番高昌故城）。

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海都又煽動東部諸王后裔乃顏、勢都兒、哈丹等人發動叛亂。元世祖聞訊后，親率兩路大軍前往鎮壓，消滅了叛亂勢力。

元世祖在平定東北諸王叛亂后，設置了遼陽行省，并在叛王封地內置萬戶府，用以削弱藩王的權力。這時海都在西北仍不斷騷擾，公元1289年7月，世祖已經74歲，仍決定率兵親征。海都聞訊遠逃。世祖去世時，海都已被逐出阿爾泰山之北。公元1302年，海都敗死。公元1306年，海都子察八兒投降，西北諸王的叛亂，至此全被平定。元世祖運用軍事上的勝利，使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這對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阿合馬、桑哥事件元世祖對內鎮壓諸王叛亂和人民起義，對外窮兵黷武，因而財政拮據，迫切需要理財之臣。花刺子模人阿合馬、漢人盧世榮、畏兀人桑哥就是元世祖寵信的三個理財能手。

中統三年（公元1262年），阿合馬任諸路轉運使，他興辦鐵冶，增加鹽課，獲得大利。忽必烈升他為中書平章。阿合馬恃功驕傲，安插親信，誣陷異己，為皇太子真金和其他大臣所惡。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益都千戶王著和高和尚等，假借皇太子的名義將阿合馬擊殺。

阿合馬死后，元世祖又命盧世榮為中書右丞。盧世榮上任后，提出改革鈔法、制定市舶條例等措施。元世祖很寵信他，但其他官僚紛紛上章彈劾，不到一年，盧世榮被殺。

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元世祖起用桑哥理財，任為平章政事。他更改鈔法，發行至元鈔，財政危機好轉。于是升任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桑哥繼而清理江南錢谷，增加賦稅、鹽課，引起天下騷動，起義不斷發生。公元1291年，桑哥被殺。

邊疆政策西藏和中原的聯系，源遠流長。當窩闊臺次子闊端于公元1239年派遣道爾率兵進駐吐蕃后，喇嘛教薩迦派領袖薩班于公元1247年以66歲的高齡，應邀與闊端會晤。

通過協商，代表西藏地方勢力同蒙古建立了宗藩關系，派員向蒙古呈獻了貢禮，西藏正式歸蒙古管轄。

憲宗三年（公元1253年），薩班之侄喇嘛教薩迦派法王八思巴在六盤山會見了忽必烈。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為國師，并派他擔任總制院的第一任長官。總制院后更名為宣政院。公元1279年八思巴卒，元世祖又追封他為大元帝師。元朝中央機構所設的宣政院，“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隸冶之”。

元朝政府在西藏設立烏斯、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有都元帥、宣撫、安撫、招討等使。烏斯即前藏，藏即后藏，納里速古魯孫即阿里三部。當時把前后藏分為13個萬戶，萬戶長以上的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此外，還在西藏設置驛站，調查戶口，征收賦稅，屯戌軍隊。總之，從元朝開始，西藏地區已正式成為我國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元世祖即位后，在云南設置了行省。行省之下，還設置了路、府、州、縣。又設置若干軍民總管府。元世祖派回回人賽典赤贍思丁為第一任云南行省的最高長官“平章政事”。此后云南和內地的聯系也更加密切。

元代，祖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政治關系有了新的發展。至元時，在澎湖設立巡檢司，“隸泉州晉江縣”。元朝通過澎湖巡檢司管轄澎湖與臺灣。這是中國政府在臺灣地區正式建立的行政權力機構。

大一統元朝大統一的政治形勢，促進了邊疆各族和中原地區經濟、文化聯系的發展；各民族聯系的加強，又鞏固了空前統一的國家。由于當時大量漢族被簽發到邊地去開墾，邊疆各族也大量遷入內地定居，宋、遼、西夏、金時期各少數民族偏守一隅的情況逐漸有了變化，相互間開始加強了溝通和聯系。過去視為邊陲絕域的地區都和中原成為同呼吸共命運的整體。原有的地域觀念逐漸減弱。

元朝是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階段。中國的回族，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的。在元代“回回”一詞最初是指由中亞、阿拉伯、波斯等地遷到中國的人。經過長期在內地與其他各族雜居，彼此互通婚姻，文化上互相滲透，逐漸在中國境內形成了具有獨特生活習慣、宗教信仰、文化特點的新民族——回族。回族的形成，說明元朝時期中國民族融合已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設立驛站元代的驛站制度，在窩闊臺汗時代就具備了雛形。

隨著蒙古疆土的擴大，特別是征服了歐亞廣大地區之后，日益顯示出這個制度對鞏固統一的重要作用。后來不斷有革新和整頓。

元世祖定都大都后，驛站制度就在一個更大的規模上發展起來，以大都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達的驛道，在全國交通線上設置了站赤（蒙語音譯，意為管理驛站的人），以便“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在當時，蒙古地區的驛站，專設通政院管轄；中原地區的驛站，則歸兵部掌管。站赤分陸站和水站。陸站用馬、牛、驢或車，遼東有些地方運輸時用狗拉橇行于泥雪上，故又有狗站。水站則用船。據記載，全國站赤共有1400處，這個數字還不包括邊遠地區和四大汗國間的驛站。

和驛站相鋪而行，專用以傳遞緊急文書的機構叫急遞鋪。每10里或15里、25里設一鋪，每鋪置鋪丁五人。鋪丁一晝夜行400里，用徒步奔馳，輾轉傳遞軍政機要文書。

元代的驛傳制度對當時的波斯、俄羅斯、埃及和中亞、西亞諸國都產生了影響，在俄羅斯竟沿用了數百年之久。海納百川元朝就像一個大海，雖有歧視部分民族的色彩，但又吸引不同種族的能人志士為其效勞。

元代帝師——八思巴八思巴（公元1235年—公元1280年），又譯作帕克思巴、八合思巴、拔思發等，本名羅追堅贊。藏族政治家、佛學大師，藏傳佛教薩迦派第5代祖師，元代首任帝師。

八思巴出身名門望族，自幼聰慧過人，通曉佛學，相傳3歲時就能口誦蓮花修法，8歲能背誦經文，9歲時就在法會上給別人講經說法，故被稱為“八思巴”（“圣者”、“神童”之意）。

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八思巴與其弟恰那多吉隨伯父薩班赴涼州（今甘肅武威）謁見蒙古窩闊臺汗之子闊端。十一年（公元1251年），應召赴六盤山謁見忽必烈。八思巴以其淵博的學識和謙虛謹慎的美德，贏得了忽必烈的賞識。他備受崇敬，被尊為“上師”。同年，薩班病逝，八思巴繼為薩迦派新法王。自寶祐元年（公元1253年）隨侍忽必烈，忽必烈及王妃、子女皆從其受密教灌頂，皈依藏傳佛教。

憲宗七年（公元1257年），八思巴到佛教圣地五臺山朝拜，成為第一個朝拜五臺山的藏傳佛教領袖人物。元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八思巴受封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元法主，管理全國的佛教事務。

同時，根據道路情況，設置驛站，保證道路的暢通，為元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的有效控制和施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溝通了西藏與祖國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

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八思巴以國師身份兼領總制院事，管理全國佛教及藏區事務，成為中央政權的藏族高級官員。二年返藏，為元朝在西藏建立地方行政機構。建立起藏族史上著名的政教合一政權——薩迦地方政權。該政權代表元朝中央政府有效地行使著對西藏地方政教事務的管理。

六年（公元1269年）返大都（今北京），獻所創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頒行全國。次年升號“帝師”，加封“大寶法王”，賜玉印，統領西藏13萬戶。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由真金太子護送返薩迦，興辦曲彌法會，任薩迦寺第一代法王，僧俗并甩，軍民兼及，此為西藏實行貴族僧侶統治之始。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在薩迦南寺的拉康喇讓圓寂。忽必烈追賜他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圣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為表彰他一生的功績，忽必烈還在大都為他修建了舍利塔，供人們瞻仰。元仁宗時，又為他修建了帝師殿。

作為佛學大師，八思巴一生著述頗豐，有30多種，傳世之作有《薩迦五祖集》。他生前還將內地的印刷術、戲劇藝術等傳至西藏，將藏族的建筑和雕塑技術介紹到內地，促進了內地和西藏之間及漢、藏、蒙等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

作為政治家，他協助元朝實現了對西藏的統治，為今日中國版圖的確立，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阿尼哥與劉元我國元代美術史上，有兩位值得介紹的雕塑家，這就是阿尼哥和劉元。阿尼哥和劉元都曾在我玉元上都（今正藍旗境內）的佛寺道觀中留下了大量的雕塑作品，而且凝結著中尼兩國源遠流長的友誼史話。

阿尼哥是尼泊爾人，在我國元代，喇嘛教盛行，元世祖忽必烈在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封西藏喇嘛教薩加派首領八思巴為“國師”，同年又命八思巴在西藏建黃金塔。尼泊爾選派80名工匠協助建造。當時，年僅17歲的阿尼哥也自愿前往。

西藏黃金塔落成后，阿尼哥受了佛戒，成了八思巴的弟子，并隨八思巴到京都去朝見忽必烈，受到忽必烈的賞識，以后就留在元朝服務。

他設計的大圣萬安寺自塔（今北京阜城門內妙應寺白塔）至今巍然屹立，極為壯觀，也是中尼兩國人民友好的見證。

另一個與阿尼哥相關的雕塑家，就是與他同時期的劉元。劉元是河北省寶坻人，早年曾在山東為道士，在道觀他接觸了雕刻技術，其成就比阿尼哥更大。他把中國傳統的雕塑技術和外來藝術融會貫通，自成一家，據《元史》載，“凡兩都名剁、塑土、范金、轉換成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尤其是上都三皇像，塑造最為精彩，據認為是充分把握了三位圣人微妙的神韻。近幾年來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遺址調查時，在華嚴寺的廢墟中，出土了一些彩色的泥塑和鎏金的泥塑像殘片，據認為可能與劉元有關。

阿尼哥和劉元兩位藝術大師的真跡已很難找到，但是，在北方草原的眾多喇嘛召廟中，他們的技法風格卻隨處可見，帶著中尼兩國文化色彩的雕塑，千姿百態地遍布我國北方各召廟。

元上都天文臺長札馬魯丁元代天文學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視，有很大的發展。興建天文臺兩座，一座是上都天文臺，建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臺長札馬魯丁。

札馬魯丁是“西域”人，是中亞阿拉伯的天文學家，來中國時帶來一批阿拉伯天文書籍和幾件儀器。當時忽必烈尚未登汗位，曾以諸王身份召見札馬魯丁等，稱他們是“回回星學者”，希望他們安心在中國研究天文。札馬魯丁等經過長期努力，于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完成了一部《萬年歷》和七件天文儀器，獻給了忽必烈。

《萬年歷》是阿拉伯系統的歷法，忽必烈決定用這部歷法代替正在使用的《大明歷》。札馬魯丁設計制造的七件天文儀器也是阿拉伯系統的，名稱都是阿拉伯文的譯音，如“咱禿哈剌吉”（多環儀）、“咱禿朔八臺”（方位儀）、“魯哈麻亦渺凹只”（斜緯儀）、“魯哈麻亦木思塔余”（平緯儀）、“苦來亦撒麻”（天球儀）、“苦來亦阿兒子”（地球儀）和“兀速都兒刺不定”（觀象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