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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驥搖頭道：“不，我不是為惜兒而來。”躊躇許久，才訕訕道：“這聽起來可能有些荒唐，我知道楊塤已經死了，但一日不找到他的尸首，我就不能安心，總覺得他有可能還活著。”

仝寅道：“這一點，我可以直接告訴朱指揮，我也為楊塤掐算過，他應該沒有死。”

朱驥大喜過望，忙問道：“當真？”仝寅道：“信則有，不信則無。”

朱驥道：“那楊塤人去了哪里？”仝寅道：“這個嘛，我也不知道。朱指揮如此關心朋友下落，何不去問這件事的始作俑者？”

朱驥搖頭道：“源西河不肯說。而且因為他的身份特殊，皇帝已下詔釋放他回國，不究前罪，他應該已經離開京師了。”

仝寅道：“你二人命運相系，一定會再見面的。”

朱驥一怔，問道：“仝先生說的是說我和楊塤，還是指源西河？”

仝寅卻恍若未聞，起身往內堂去了。

朱驥悵然許久，始終不見仝寅再出來，只得怏怏離開。他翻身上馬后，既沒有回家，也沒有去官署，只信步走著，竟不知不覺來到城外蔣瓊瓊墓地處。尤其令人驚訝的是，新墳塋前跪伏著一人，正是源西河。

朱驥先是一驚，隨即滿腔怒火，趕過去質問道：“你竟然還有臉來這里？”

源西河勉力抬起頭來，招呼道：“朱指揮，你也來看瓊瓊了。”

朱驥一眼瞥見幾絲黑血正從源氏嘴角、鼻孔、眼角沁出，大為駭異，忙上前扶住，問道：“你是中了毒嗎？是誰下的手？”

源西河搖頭道：“沒人對我下毒，是我自己想留下來，跟瓊瓊在一起。”昔日白皙俊朗的臉龐雖因痛楚而扭曲得變了形，卻仍然流露出凄涼的悲意來。又嘆道：“我生在中國，長在山東，如果我不姓源，如果我不是日本人，只是衍圣公的弟子，該有多好。”

朱驥見他氣息漸弱，慢慢軟倒，忙問道：“你告訴我，楊塤人在哪里？你到底把他怎么了？”

源西河斷斷續續地道：“這里……這里就是終點……”

朱驥見他命在旦夕，忙從懷里掏出扇子遞過去，道：“這是之前在你身上搜出的瓊娘的扇子，我現下還給你。我只要你告訴我，楊塤是不是還活著？”

源西河不答，只展開扇子，道：“一心心待君……為君高韻，風流清俊……可惜……”頭一歪，就此死去。

朱驥慢慢站起身來，凝視著源西河猙獰扭曲的面孔，心緒萬端，滋味復雜。

滿地殘陽，亂碧萋萋。傷懷念遠，黯然情緒。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明景帝朱祁鈺對外只求息事寧人，未追究日本人圖謀鄭和寶圖一事。甚至連源西河真正身份也未告知山東孔氏，稱其因傷感恩師身故而驟逝，仍將他以衍圣公弟子身份下葬，以掩人耳目。

第五十八代衍圣公孔彥縉過世后，因其獨生愛子孔承慶早逝，便由孔承慶之子孔宏緒繼襲衍圣公之位。孔宏緒年紀雖小，天資秀異，聰明異常，于凡書典，過目成誦，所作詩文清新可觀，字畫端楷。

后來明英宗朱祁鎮復辟，十歲的孔宏緒以第六十代衍圣公[11]身份入朝道賀。朱祁鎮愛其進止有儀、應對得體，“握其手，置膝上，語良久”，君臣極為歡悅。又因衍圣公府曾發生命案，便借口更換大第，專門為孔宏緒在皇城西太仆寺街造了一座新衍圣公府，規模更勝舊第。

京師接連發生蒙古、日本圖謀不軌的重大事件，明景帝朱祁鈺不知內幕，或許根本不關心真相到底如何，只終日沉溺于后宮嬪妃的溫柔鄉中。在李惜兒被趕出皇宮后，明景帝又納妃唐氏，十分寵愛。而皇帝求子心切最直接的結果是縱欲過度導致了他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而老天爺始終不肯再賞給朱祁鈺一個兒子。景泰七年（1456年）二月，皇后杭氏也得病而死。朱祁鈺連受打擊，加上酒色太過傷身，他的身子很快垮了下去，連行路都困難了。

到了這時候，朱祁鈺不得不開始考慮立太子的問題，以作后備。前太子沂王朱見深肯定是不在考慮之列的，朱見深是明英宗朱祁鎮之子，如果重新當上太子，朱祁鎮的勢力勢必重燃。而朱祁鈺是如何對待兄長的，他心里再清楚不過，他還能指望兄長的兒子善待他身后之事嗎？反復思慮之下，襄王朱瞻墡進入了明景帝的眼簾。

對于襄王朱瞻墡而言，這已經是他第三次被考慮立為皇嗣。明景帝考慮襄王朱瞻墡，自然是因為襄王朱瞻墡為外藩，如果繼位，勢必感激他，起碼身后事是有保障了。然而，這其中卻有一個難處。召襄王入京的金牌一直在孫太后手中，孫太后怎么可能放著孫子沂王朱見深不立，而去立襄王朱瞻墡呢？

種種顧慮中，事情便拖下來了。明景帝總覺得自己還年輕，子嗣不是什么大問題。這位處理政事極為幼稚的皇帝，絲毫沒有料到一場驚天陰謀將要來臨。

轉眼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二日，明景帝仍然在病中，好幾日不能臨朝。群臣到左順門問安。宦官興安走出來，憤而指責道：“公等皆朝廷股肱，不能為社稷計，徒日日問安，有何益處？”群臣啞口無言，只得退了出去。

在朝房中，眾臣聚在一起悄悄商議，認為興安之語大有意味，可能是在暗示大臣們商議立儲之事。御史蕭維禎等人提議重新立沂王朱見深為太子。大學士蕭镃認為沂王既退，不便再立，應該另選賢良。群臣意見不一，鑒于御史鐘同的前車之鑒，沒有人敢輕易上奏提重立沂王為儲，于是擬定以“早建元良”請。

正月十四，群臣將奏疏遞了上去，明景帝沒有同意。且下發諭令道：“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表示皇帝將于正月十七臨朝。

按照明朝慣例，正月十五，皇帝要在南郊主持典禮，大祀天地。群臣都認為這是明景帝身體好轉的標志，于是各自退去，等待正月十七再議。

然而，深宮中的明景帝已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原本計劃正月十五親自祭祀天地，正月十六回宮，正月十七臨朝，哪知道剛剛站起身，就頭昏眼花，搖搖欲墜。朱祁鈺嘆息了半天，最終決定放棄計劃，選派一位可靠的大臣，秘密代替他去南郊祭祀。

按理來說，代為祭祀的大臣應該是德高望重的老臣，應該從內閣或者六部中選取，但明景帝生怕自己的病情動搖人心，便決定選一位武將。于是，這重任就意外落在了武清侯石亨身上。

歷史就因為這一意外而改寫，不日，便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奪門之變。

奪門之變即南宮復辟，實際上是因為明景帝病重，某些投機分子臨時起意，事先并未有周密謀劃。參加這一政變的人，主要有武清侯石亨、大宦官曹吉祥、靖遠伯王驥、京營都督張軏、禮部左侍郎楊善，以及都御史徐有貞。其中，徐有貞是主謀首腦人物。

石亨，渭南[12]人。出身軍人世家，襲父職為寬河衛指揮僉事，善騎射。正統中，累官至都督同知，充參將，輔佐朱冕守大同。也先進犯大同時，明軍兵敗，石亨單騎奔還，被關進監獄等待處分。后來北京保衛戰時，兵書尚書于謙認為石亨熟知兵事，力薦他掌管五軍大營。石亨不負所望，立下大功，被封為武清侯。

由一個戴罪的敗軍之將，瞬間加官進爵，石亨難免受寵若驚。在他內心深處，相當感激于謙的知遇之恩。為了表達感謝，石亨特意上書，請求明景帝加封于謙之子于冕官職。

石亨當然知道于謙當初大膽起用他，僅僅是因為他熟悉軍情，在公不在私，但他仍然不大了解于謙為人。于謙聽說石亨舉薦于冕后，一點也不領情，大聲道：“國家多事的時候，臣子在道義上不應該顧及個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為大將，沒有聽說他舉薦一位隱士，提拔一個兵卒，以補益軍隊國家，而只是推薦了我的兒子，這能得到公眾的認可嗎？我對于軍功，極力杜絕僥幸，絕對不敢用兒子來濫領功勞。”

于謙不但義正辭嚴地拒絕了石亨的好意，還當眾指責他徇私。石亨十分難堪，又愧又恨。原先的一腔感恩戴德之心，立即化作了怨恨，發誓有朝一日要報復。

明景帝倒是十分信任石亨，恩寵有加，恩遇甚至超過了于謙。可笑的是，明景帝病重時，為挑選大臣代行祭祀大禮而費盡心機。皇帝反復權衡后，沒有選擇于謙，而是選擇了石亨。而剛好是這個石亨，看見明景帝病重難起后起了異心，密謀擁立明英宗復辟，以立不世功勛。

大宦官曹吉祥是參與奪門之變的另一個重要人物。他是永平灤州[13]人。早年曾依附于權傾當朝的大宦官王振，頗得明英宗寵信，參加過麓川之役、征兀良哈、討鄧茂七和葉宗留等，立有軍功。明景帝即位后，王振同黨馬順、毛貴等人均被殺死。曹吉祥卻因長年在外監軍而逃過了一劫，并很快調回京師，掌管禁軍與內廷侍衛，成為新皇帝的新寵。后雖一度因出身于老太監阮浪門下而間接卷入金刀案，但他卻棋高一著，搶先賄賂了司禮監大宦官興安，又通過武清侯石亨居中向明景帝說項，由此未多受牽連，僅到錦衣衛官署轉了一圈兒便被釋放，且恩寵不衰。

王驥靠戰功起家，封靖遠伯，在明英宗一朝戰功顯赫，在明景帝一朝亦備受信任，負責看守囚禁太上皇的南內。

張軏是英國公張輔的幼弟，征苗時因不守律令，被于謙彈劾，心中深恨于謙。明景帝時任前府右都督，總京營兵，是京師中握有兵權的實力派人物。

楊善，即完全靠自己的家當、口才迎回太上皇的禮部左侍郎。他自認為立有不世之功，卻為明景帝所壓抑，而今景帝病危，又無子嗣，理所當然想要將全部賭注下在南宮的明英宗身上。

徐有貞，即在瓦剌軍隊進逼京師之時，率先提出“南遷”主張而遭到于謙等人嚴正駁斥的徐珵。之后，徐珵名聲大壞，屢為內外朝所譏笑，多年未得晉升。徐珵多次托門生楊宜出面，請于謙舉薦，希望謀取國子監祭酒一職。

因楊宜是于謙內姻，于謙礙于情面，便在明景帝面前提及此事。只是明景帝一聽說是徐珵，便鄙夷地道：“徐珵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后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心術。”于謙無以應對，事情遂不了了之。

未能如愿的徐珵非常懊惱，非但不感激于謙，反而認為是對方從中作梗，影響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對于謙恨之入骨。懊喪之余，徐珵轉而奉承內閣大學士陳循。在陳循的建議下，他將名字改為徐有貞，之后果然順利多了。

景泰三年（1452年），徐有貞任左僉部御史，到張秋治理黃河。當時，黃河在沙灣一段決口已有七年，難以治理。明英宗即位后，黃河屢次北決，威脅沙灣運道。正統十三年（1448年），黃河在河南新鄉八柳樹決口，往東北方向狂瀉，直沖山東張秋，毀壞堤岸，淤塞運道。自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大運河便成為大明的樞紐干線，錢糧均通過河道運往北京，不容有絲毫閃失。黃河決口后，明廷緊張萬分，先后派王永和、洪英、王暹、石璞等人前去治理，但旋治旋決，均不見根本成效。

景泰三年（1452年）六月，黃河又沖決沙灣運道北岸，挾運河水東奔入海。景泰四年（1453年）五月，再次決開沙灣北岸，“掣運河水入鹽河，漕舟盡阻”。

徐有貞到任后，即對河情水勢進行實地勘查，“逾濟、汶，沿衛、沁，循大河，道濮、范”，提出了置水閘、開支流、疏通運河三條措施，并積極組織大量民工，親自督率工程建設，從景泰四年（1453年）底興工，至景泰六年（1455年）七月竣工，“凡費木鐵竹石累萬數，夫五萬八千有奇，工五百五寸余日”，終將沙灣決口堵截，消除了水患。<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