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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廷興兵征討麓川思任發后，名將方政、沐昂和宦官王振先后進剿，均損兵折將，無功而回。正統六年（1441年），王驥受命總督軍務，與平蠻將軍蔣貴督軍十五萬，在麓川之戰中借風縱火，焚柵破寨，一舉擊敗思任發，并因征討麓川之功封爵靖遠伯[8]。后總督云南軍務，對于穩定西南邊陲起了極大作用。

王驥是幾朝老臣，沙場老將，擅長用兵。當年英宗皇帝朱祁鎮率五十萬京軍御駕親征時，王驥正率領明軍主力在南方作戰，得以保身。他雖然威名赫赫，政治上卻是個投機者，有點兒官迷的味道，曾一度不擇手段地巴結大宦官王振，為朝中正直大臣所不喜，譬如兵部尚書于謙便極其討厭他。

明景帝朱祁鈺選中王驥到南內看守太上皇朱祁鎮時，王氏已年過七旬。至于朱祁鈺為何會選中他，迄今仍是個謎——

有人說是因為英宗初登基時即因王驥沒有及時回奏而將其下獄，險些處死，王驥心中一直有怨；也有人說因為王驥不是什么正經人，七十多歲了，仍然好走馬游樂，飲酒吃肉，甚至頻繁出入青樓。而自古以來，貪財好色、污點多多的武將反而最為主上所喜。

但事實上，王驥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樣，為巴結明景帝而刻薄對待太上皇。朱驥人到時，他正要親自將瓦剌可汗也先派使者送給太上皇的禮物獻入南內。

自英宗朱祁鎮歸國后，也先時常派使者送來一些禮物，指名交給太上皇，半句不提新皇帝。由于事關國體，景帝朱祁鈺也不能不如數轉交。他見也先如此優待兄長，心中很不是滋味，特意派人送信給也先道：“前日朝廷遣使，未得其人，飛短流長，遂致失好。如果太師有使，朕當優禮待遇！”

意思是說，英宗和王振當政時與也先失和打仗，但現在是他朱祁鈺當政，一定會好好對待也先的使者，實際上也是暗示也先應該送禮物給他朱祁鈺。

但也先始終沒有私禮給朱祁鈺本人，即使在他稱汗前后急需明廷的支持。后來有人告訴明景帝，說這是也先挑撥離間的詭計，就跟當年明廷厚待脫脫不花、薄視也先使者一樣，朱祁鈺這才釋然。

朱驥幾人剛進入南內范圍，便有全副武裝的京營軍士沖了出來，喝問道：“什么人敢擅闖南內？”

錦衣衛是天子親軍，素來地位尊貴。校尉見這些軍士態度蠻橫，個個手持火銃，一副牛氣沖天的樣子，很是不滿，沒好氣地答道：“還問什么人，看不到我們穿著飛魚服嗎？這位是我們錦衣衛朱指揮。”

軍士勉強客氣了些，告道：“南內是禁地，除非奉有皇帝諭令，才能入見太上皇。朱指揮進來這里，可奉有皇帝諭旨？”

朱驥忙道：“我們來南內，不是為了見太上皇，而是因為一件案子來找阮浪。”

軍士聽說，便讓朱驥等人等在原處，自趕去稟報王驥。王驥便親自入南內，叫了阮浪出來。

阮浪似是宿醉未醒，想來昨日是他生辰，沒少飲壽酒。他晃悠悠地走過來，一聽說朱驥是為昨日強盜之事而來，便立即警醒過來，連連搖頭道：“不記得了，不記得了。”

他若一直是醺醉的樣子，糊里糊涂地稱不記得，倒也可信。但他搖頭之前，分明有一絲銳光閃過雙眼。朱驥不由得多了幾分狐疑，忙掏出畫像展開，道：“這是我請畫工畫出的強盜相貌，請阮公公看一眼，是不是這兩個人。”

阮浪瞟了一眼，瞇起眼，摸了摸光溜溜的下頜，道：“是這兩人嗎？不是吧？”

朱驥道：“這是畫工根據我的描述畫的，我跟這二人近身交過手，應該不會記錯。”

阮浪道：“唉，年紀大了，記性不好，真不記得了。”又道：“朱指揮有多少大事要辦，何必親自來管這么件小案子？況且反正我也沒丟什么東西。”言外之意，竟也是讓朱驥不要多管閑事。

朱驥疑云更重，試探著問道：“阮公公是不是認得那兩名強盜？”

阮浪道：“哪有的事？我以前從來沒見過他們，從來沒有。”一邊搖頭如撥浪鼓，一邊轉身回南內去了。

楊銘為人單純直率，摸著腦袋道：“常人遇到盜賊，都是立即報官，好及時抓住對方。這阮公公怎么好像生怕我們沾染了這件事似的？”

朱驥也大為不解，便讓楊銘與兩名校尉帶著強盜畫像到金桂樓去打探，自己則趕回錦衣衛。

進來官署時，楊塤人已經不見了。校尉告道：“朱指揮前腳剛走，楊匠官后腳便離開了。”

朱驥早料到會有此情形，也不驚奇。轉身見到公案上有一封信，信皮寫著“錦衣衛朱指揮親啟”，墨跡甚新。他隨手拆了，一讀之下，驚得一彈而起。這竟是綁架蒯玉珠的歹人送來的信！忙招手叫進校尉，問道：“這信是誰送來的？”

校尉道：“不知道，是大門守衛送進來的，說是有人放在了官署門前的石獅子座上。”

朱驥心道：“對方不往蒯府或是于府送信，偏偏送來錦衣衛官署，倒真是讓人想不到。”

那信中叮囑朱驥不得聲張，見信后立即出門，獨自到西四牌樓下等候。朱驥一時無法可想，又不知楊塤去了哪里，便如約來到西四牌樓。

北京最熱鬧的市井有三處：東四、西四和鼓樓。而西四人最多，也最熱鬧。西四是西四牌樓的簡稱，位于西安門外大市街，因路口立有四座牌樓而得名。牌樓建于明初，為四柱三門七樓式，描金油漆彩畫木結構，檐下有如意斗拱，朱紅漆柱，正脊兩端、垂脊頂端有吻獸。四根立柱下面有三尺高的漢白玉夾柱石，各柱頂部前后斜向支撐著一根戧柱，是典型的“街道牌樓”。東邊路口牌樓上書“行仁”二字，西邊路口牌樓上書“履義”二字，合起來即是“履行仁義”之意。南面和北面的牌樓上各書“大市街”三字。

除了裝飾外，四牌樓還分別是金城坊、鳴玉坊、積慶坊、安福坊的出入口。當然，它最為著名的則是另一個別稱——“西市”，京師刑場的代名詞。

明廷在西四一帶設有西帥府、燕山前衛及西城兵馬司衙署，殺人刑場則布置在西四牌樓。處決人犯事宜通常由錦衣衛、理刑官、刑部主事、監察御史及大興縣、宛平縣合署承辦，即“所謂會官處決”。大興縣在西四東轉角街樓，宛平縣則在西四西轉角街樓。

行刑前，要在刑場上搭起席棚，供監斬官員使用。另外還要豎起幾根高高的木樁，做處決犯人后懸首示眾之用。斬刑與凌遲分別在西、東側牌樓下執行。犯人被處決后，大興縣領尸身投漏澤園，宛平縣領首級貯庫。分別處理，是有意令死者在死后也不能落個全尸。

朱驥料想歹人選中西四，是因為這里人流穿梭不息，容易藏身。他站在路北牌樓下左右打量，始終不見人來，倒是有不少路人因他一身錦衣衛官服而側目注視。

又等了一會兒，有個小孩怯生生地走過來，卻又不敢走近，似乎頗為害怕。

朱驥走過去問道：“你叫什么名字？你家大人呢？”

小孩鼓足勇氣問道：“你是姓朱嗎？這有一封給你的信。”將信塞入他手中，轉身就跑。

朱驥欲查明送信人身份，忙抬腳去追。卻見小孩滴溜溜地轉過街口，躲入了路邊的燒餅攤子。

攤主是個三十多歲的婦人，隨口問道：“壯壯，你跑哪里去了？京城壞人多，別瞎跑。”忽見到朱驥過來，回頭驚叫道，“你惹上了錦衣衛？”忙將雙手往圍裙上抹了抹，上前賠笑道：“官爺要吃燒餅嗎？”

朱驥道：“我不吃。那是你家孩子嗎？我有點兒事情問他。”

攤主道：“小孩子能曉得什么事？”見朱驥神情嚴肅，不得不回頭叫道：“壯壯，出來，這位錦衣衛官爺有事問你。”

那壯壯卻縮在桌子下，死活不肯出來。

朱驥料想自己穿著一身飛魚服，對方害怕，只得走開。拆信一看，卻是讓他再趕去白塔寺，反復更換地點，分明是怕朱驥有所準備，暗中伏下了幫手。

朱驥心道：“對方如此謹慎，當然是怕我找到他們的藏身之處，設法救出玉珠。但目下這是唯一的線索，只能遵照指示了。”便如約來到白塔寺。

白塔寺本名大圣壽萬安寺，原是元代皇家寺院，規模宏大，始建于元代至元八年（1271年）。當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為慶祝“遂一天下”，決定建造一處佛教圣地——白塔。忽必烈親自勘察選址，由入仕元朝的尼泊爾匠師阿尼哥主持，經過八年的設計和施工，才算大功告成，隨即迎請佛舍利入藏塔中。

白塔塔體為磚石結構，由塔座、塔身和塔剎組成：塔座為三層須彌座式；塔身為覆缽式；剎頂為銅制鎏金小型佛塔，塔剎由碩大的下大上小十三重相輪，托起一個巨大銅制華蓋，其周邊垂掛著帶有佛字和佛像的華蓋，下面各系一個風鈴。

白塔竣工后，元世祖忽必烈蒞臨，以塔為中心，往東南西北四方各射一箭，以射程為界占地，興建了規模宏大的大圣壽萬安寺。從此這里便成為元代皇家寺院，是蒙古人心中的神圣之處，也是百官習儀和譯印蒙文、維吾爾文佛經的地方，寺內香火極為旺盛。因位于大都城西，所以又稱作“西苑”。元朝皇帝常常到此主持佛事活動，最多一次參加者達七萬之眾。然而到了元末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一場雷電大火焚燒了寺院所有殿堂，唯有白塔幸免于難。

白塔寺寺廟無存，白塔卻是香火仍旺。朱驥來到白塔下，轉了兩圈。有個戴笠帽的人走過來，問道：“你姓朱嗎？”卻是個女子的聲音。

朱驥道：“我是朱驥。請教娘子尊姓大名。”那女子道：“我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內嫂在我手中。”

朱驥道：“總要有個稱呼，才方便交談。”那女子道：“朱指揮就叫我紫蘇好了。”又命道：“轉過身去，面朝白塔，雙手放在塔上。”

朱驥遵命照做。紫蘇走上前來，抽出匕首，抵在朱驥后心。外人看起來，倒像是一對情侶靠在一起，在白塔下許愿私語。

朱驥問道：“娘子要我做的，我都已經照做。你們想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