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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朱祁鈺擔心明英宗朱祁鎮大張旗鼓地回京，倘若百姓夾道歡呼，百官倡議復位，諸將擁護，直接奉明英宗御午門之上的五鳳樓，宣布復統大政，那就麻煩大了。

群臣也明白朱祁鈺的私心，但就事論事，奉迎太上皇的禮儀太薄了，不少大臣上書，據理力爭。給事中劉福會合同僚，聯名上奏。明景帝朱祁鈺的批復是：“朕尊大兄為太上皇帝，尊禮無加矣；福等顧云太薄，其意何居？禮部其會官詳察之。”含蓄指出劉福居心叵測，大有降罪的意思。

禮部尚書胡濙聯合吏部尚書王直等人面見朱祁鈺，為劉福解釋道：“諸臣實無他意，只不過請皇上加深親親之誼而已。”

朱祁鈺卻回答說：“昨天收到太上皇的信，說奉迎之禮務必從簡，朕怎能違背？”

群臣面面相覷，再無話可答。到底有沒有收到明英宗的手書，無人得知。

這時候，有個京營千戶龔遂榮又冒了出來。他不滿明景帝以微薄禮儀迎接兄長，不顧人微言輕，憤然投書給內閣大學士高穀。龔遂榮在書中引經據典，大談唐肅宗奉迎太上皇唐玄宗的故事，想以此來諷諫明景帝。

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唐肅宗收復長安后，立即派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到成都奉迎太上皇唐玄宗。十二月，唐玄宗抵達鳳翔，唐肅宗發精騎三千人迎駕；十天以后駕抵咸陽，唐肅宗備法駕迎于望賢宮，等唐玄宗御南樓時，唐肅宗在樓下脫卸黃袍，換著紫袍，表示不居皇位，仍在東宮，然后拜叩于樓下。唐玄宗下樓，父子相見，嗚咽不勝。唐玄宗索取黃袍，親自為唐肅宗穿上，唐肅宗磕頭固辭。唐玄宗道：“天數人心，都歸于你了。能讓我安享余年，就是你的孝了。”唐肅宗不得已而接受。

其時，父老群集歡呼，唐肅宗下令撤除警衛，許百姓入禁地，謁見唐玄宗。在望賢宮，唐玄宗不肯居正殿，唐肅宗固請，親自扶登。進食時，每一樣都由唐肅宗親嘗以后，方始進奉唐玄宗。

第二天，由望賢宮出發，唐肅宗牽馬奉上皇，親扶上鞍后，執韁控馬。唐玄宗吩咐“不可如此”，唐肅宗才乘馬前導，卻不敢行在大路正中。唐玄宗非常感動，向左右說道：“我為天子五十年，未足為貴；今天為天子之父，才真是貴了。”

到得長安，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會元殿慰撫百官；然后拜謁太廟，慟哭久之，方入居大明宮。唐肅宗上表避位，唐玄宗不許，三辭三請，皇位始定。

內閣大學士高穀將龔遂榮書信藏在衣袖中，帶入朝中遍示群臣，與吏部尚書王直等人商議對策。禮部尚書胡濙提議直接將此書上呈景帝。都御史王文卻認為上意已定，即便遞上龔遂榮的書奏，也沒有任何用處。而且這封書大有挑撥太上皇和景帝手足感情的嫌疑，搞不好皇帝還要降罪。大學士高穀聽到王文“挑撥感情”的話后，立時顯得頗為猶豫。

此事被給事中葉盛知道后，大為不平。他贊成禮部尚書胡濙的主張，認為應該將書上交景帝。葉盛當時有個外號叫“葉少保”。每當朝議時，他總是第一個發言，當時只有于謙于少保在群臣中具此威望。葉盛如此爭先恐后，有人不高興地譏諷說：“莫非他也是少保？”

葉盛便因此得了個“葉少保”的外號，他敢于任事、直言無忌的性格由此可見一斑。以葉盛的個性，知道龔遂榮投書一事后，當然要上書向景帝上陳這件事。

另一名給事中林聰也不滿高穀、胡濙、王直三人態度軟弱，竟然被王文一言恐嚇，緊跟著葉盛上書，彈劾高穀、胡濙、王直三人“皆股肱大臣，有聞必告，不宜偶語竊議”，要求皇帝降旨切責。

這樣一來，事情就徹底鬧大了，想瞞都瞞不住了。景帝朱祁鈺特地派人來索要龔遂榮的上書，看后大怒道：“龔遂榮何人，敢議朝廷得失！”立即下令逮捕龔遂榮，下獄坐罪。于是，群臣再無人敢多說迎接太上皇禮儀之事。

之后，朱祁鈺派太常少卿許彬到宣府，翰林院侍讀商輅率一轎二馬到居庸關迎太上皇回京。

許彬字道中，寧陽[18]人。自小勤奮好學，被稱為“學癡”，與當地才子王賢齊名。永樂十三年（1415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正統末，累遷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詔，提督四夷館。他被景帝朱祁鈺選中，并不是他有什么特別之處，而正是因為他平庸無奇。

商輅字弘載，淳安[19]人。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1445年）會試、殿試皆第一，即所謂的“連中三元”。終明一世，三元都是第一的人，只有商輅一人[20]。即便是在整個中國科舉史上，三元第一也是極為罕見的現象。其人儀表美好魁偉，英宗皇帝很喜歡他，曾親自選拔為展書官。

許彬一行在宣府見到了英宗朱祁鎮。一番禮節后，許彬按照英宗的授意，寫了幾篇文章，其中包括罪己詔和祭文。祭文是為了祭奠土木堡陣亡的官軍，寫得悲壯蒼涼，頗有氣勢。最關鍵的是，許彬揣度英宗的心思，在文中隱有為王振開脫之意。雖然王振已成為千夫所指的“國賊”，但英宗對王振的復雜感情，決非一言一語所能說清。許彬巧妙地迎合了上意，因此文極得朱祁鎮歡心。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又是一個中秋節，當了整整一年俘虜的英宗朱祁鎮到達北京，一轎二馬悄然進入安定門。路人漠然注視，不知轎內坐的竟是北狩一年的太上皇。

朱祁鎮在安定門換上“法駕”，由安定門到東安門。百官于東安門外迎接，景帝朱祁鈺于東安門下輦迎接，朱祁鎮下轎答禮。兄弟二人噓寒問暖，彼此謙讓了一番。經過了這一形式上的禮節，朱祁鎮“駕入南宮”，正式開始了太上皇的生活。

剛開始，朱祁鎮尚能為終于平安歸來而慶幸。當他看到才二十歲出頭的錢皇后為他哭瞎了一只眼睛、瘸了一條腿時，感動萬分。但一家人團聚的喜悅很快就被政治上的失意沖淡了，朱祁鎮發現他這個太上皇與囚徒無異，被禁錮在南內，不得出入，完全失去了行動自由。

在中國歷史上，中原王朝君主被少數民族政權俘去，又無條件地被釋放回來，這還是第一次，堪稱明朝外交史上的一大勝利，也是在兵部尚書于謙領導下，明朝軍民堅持抗戰的結果。也先送還英宗后，恢復了與明朝的互市貿易，依舊例派遣貢使。

而對于迎回英宗的大功臣楊善，在論功行賞的問題上，明廷中大起爭議。當時舉朝上下都認為楊善所建是不世奇功，應該封爵，賜丹書鐵券，享受一個臣子所能得到的最高榮耀。但景帝朱祁鈺只命楊善以禮部左侍郎遷左都御史，仍掌鴻臚寺事；校尉袁彬授為錦衣衛試用百戶；哈銘亦授為錦衣衛試用百戶，著改名為楊銘。

如此薄待功臣，私心昭然若揭。顯然，新皇帝并不希望兄長回來，所以，出力營救兄長回來的人自然也不是什么功臣。

滿朝文武都為楊善和袁彬不平。袁彬與英宗關系親密，事先已經入宮拜見英宗及孫太后，得了英宗親信宦官金英的囑咐和提醒，心中早有準備，所以也不以為意，沒有表現出任何驚訝。

而為迎回英宗已賠上全部家當的楊善則有更進一步的看法，他認為越是賞薄，越是顯得英宗為景帝所忌，越顯得他這件大功的蓋世之奇。他沒有冒昧地改去巴結景帝，而是打算坐等時機，只要等到太子朱見深即位，英宗便成了皇帝的父親，自然能夠重見天日。到那時候，楊家的富貴自然滾滾而來。

可惜事與愿違，楊善看到了遠處，卻看不到更高處。明景帝在迎接英宗回朝一事上取得重大勝利后，已領悟到臣民不過是皇權下的螻蟻，匍匐活命，仰望求生，對天子有本能的畏懼，卑賤得不足一提。他既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只要他想做的事，沒有做不成的。于是，廢英宗之子、立己子為太子，便成了迫在眉睫之事。

景泰二年（1451年）七月，明景帝朱祁鈺寵愛的妃子杭妃生下一個兒子，取名朱見濟。此時英宗朱祁鎮雖然被軟禁在南宮，不能踏出宮門一步，形若囚徒，但名義上的太子依舊是英宗的兒子朱見深，朱祁鈺對此自然不甘心。從兒子朱見濟落地的時候開始，他便處心積慮地開始了易立太子的計劃。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臨死前，在遺訓中規定了大明皇位繼承制度：即嫡長繼承制，太子立嫡，無嫡立長。在皇帝無子的情況下，可以兄終弟及。

皇位嫡長子繼承制源于西周時期周公創制，是周公“制禮作樂”的重要內容。它是在君主多妻制的情況下，根據母親身份的貴賤尊卑將王子區分為嫡子和庶子，以確立王位繼承人的資格，并依照先嫡后庶、先長后幼的順序，把王位繼承人的資格限制、壓縮在一個人的范圍之內，來保證國家最高權力在一家一姓內部和平過渡。

嫡長子繼承制的產生在當時有深刻的歷史背景。直接的原因是基于商代的教訓。商代的王位繼承制度以“兄終弟及”為主，但傳弟及盡之后，下面的嗣立者應該是兄之子，還是弟之子呢？理論上應該傳位于兄之子，但往往不是如此，弟都希望能傳給自己的兒子。因此，“兄終弟及”制度在執行中具有很大的含糊性和不確定性。商朝自中丁以后。“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就與“兄終弟及”制度所造成的紊亂有很大關系。相反，“自康丁以下，四世傳子，王室比較安定”。以周公為代表的西周統治者看到了兩種繼承法的不同治亂后果，為了矯正商朝“兄終弟及”繼承制度混亂的弊端，正式創立了嫡長制的繼承制度。

嫡長制確立后，為后代王朝所繼承，延續為“百王不易之制”。秦漢以后，除了秦朝因短命而亡沒有來得及立太子、清朝采取秘密建儲制度外，絕大多數王朝都將嫡長制奉為“萬世上法”。

但嫡長制在執行過程中既有不可克服的困難，也有人為干擾的因素。

首先談不可克服的困難。歷史上許多皇后往往沒有兒子，或者兒子患病早夭，這樣，“立嫡”的首要條件得不到保證。舉例來說，秦漢兩朝共有二十八個皇帝，嫡出者僅三人，東漢皇帝竟無一人嫡出。宋代十八個皇帝中，僅三人嫡出。如此可見，嫡子繼位在歷代皇帝中的比例很小。這樣，在不能立嫡的情況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推長而立的原則，即在庶出的皇子中選擇年紀最大的作為繼承人。

其次是人為干擾的因素。皇帝的喜好往往是嫡長制能否實行的重要因素。皇后嫡子即便被立為太子，當皇后年老色衰失寵后，不僅動搖皇后地位，勢必連帶危及太子地位。比如東漢光武帝劉秀由皇后郭氏而移寵陰麗華，郭氏之子太子劉強只有惶恐讓位于陰氏之子劉莊，即后來的漢明帝。唐玄宗王皇后無子，寵妃趙麗妃所生長子李瑛被立為太子。后來，唐玄宗寵愛武惠妃，又想廢除太子李瑛，立武惠妃之子為太子，李瑛太子位因而不保。這都是歷史上著名的事例。

歷史上還常常有各種權貴勢力干預其中，如干政的宦官、外戚后妃集團等，常常出于各自的利益干擾嫡長制的實行。唐朝后期，宦官不僅把持朝政，而且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對皇帝廢立生殺，自然更談不上嚴格實行嫡長子繼承制了。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繼承并嚴格遵守了嫡長制。他最早立馬皇后所生嫡長子朱標為太子，并延請名儒宋濂等人為太子之師，希望能將朱標培養成為一代明主。然而，天有不測風云，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年僅三十八歲的皇太子朱標英年早逝，史稱“懿文太子”。朱元璋白發人送黑發人，傷心之余，不得不重新考慮皇位的繼承問題。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為朱棣性英武，許多地方都與他自己非常相似。但在朝議論的時候，翰林學士劉三吾提出了反對意見：“如立皇四子燕王，那么皇二子秦王、皇三子晉王將立于何地？”

劉三吾的理由依舊就是嫡長子制，因為這三個兒子都是嫡出，按照嫡長子原則，應該立皇二子秦王，無論如何都輪不到燕王朱棣。朱元璋覺得有理，不應該亂了禮法，然而，他并不喜歡秦王，于是選立太子朱標的兒子朱允炆為皇太孫。朱允炆是朱標的第二個兒子，他本來還有個哥哥朱雄英，但很早就死去了。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才因為嫡長孫的身份被立為皇太孫。

立儲的事情就這樣解決了。但后來又起了變化，皇二子秦王和皇三子晉王先后病死，這樣，皇四子燕王朱棣就成了嫡長子。朱元璋偏愛燕王朱棣，有心想改立朱棣為太子。但群臣紛紛反對，理由是：“皇孫世嫡，富于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系心。”

此時，朱元璋已經是一個年過古稀的老頭，年老力衰，已經沒有很多精力，見群臣反對，就此作罷。不料他所喜愛的皇四子朱棣后來還是發動了靖難之役，從侄兒朱允炆手中奪走了皇位。

但朱棣的皇位是奪來的，在皇位繼承的合法性上大打折扣，即使當上了皇帝，仍被傳統士大夫視為篡位，于是他大揮屠刀，以極其暴虐的手段屠戮建文舊臣，以堵住眾人非議的悠悠之口。他后來連年對蒙古用兵，也是希望得到傳國玉璽，表明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繼承人。

為了加強正統繼位形象，朱棣還大興土木，修建了大報恩寺和武當山宮觀。大報恩寺名義上為紀念太祖朱元璋和馬皇后，借以讓人知道，朱棣是明太祖和馬皇后的嫡子，是皇位的正統繼承人。對于實行嫡長子皇位繼承制的明朝來說，這關系到嫡庶問題，進而關系到帝位的合法性問題。而修建武當山宮觀則是朱棣假托天命，宣揚自己得了真武帝君的庇佑。武當金殿中供奉著真武帝君的鎏金銅像，披發跣足，形象逼真，據傳是按朱棣的相貌和體態鑄造。

朱棣奪取皇位后，立太子一事便提上日程，他亦陷入煩惱。按理來說，朱高熾是嫡長子，以前又是燕王世子，是理所當然的太子人選。但朱棣在這件事上表現出相當的猶豫，他不喜歡朱高熾，更偏愛作戰勇猛的第二子朱高煦。朱高煦對兄長的地位也一直虎視眈眈。朱棣卻沒有違背祖制的勇氣，朱高熾最終還是以長子身份被立為太子，由此亦可見嫡長制作為“萬世上法”的巨大威懾力。

朱高熾即位為仁宗后，立嫡長子朱瞻基為皇太子。朱瞻基即位為宣宗后，朱祁鎮因為是長子，被立為皇太子。朱祁鎮開始還只是庶子的身份，后來母親孫貴妃被立為皇后，也因而成為嫡長子。而英宗朱祁鎮被瓦剌俘虜后，異母弟朱祁鈺登位為景帝，但他既非嫡子，亦非長子，由此成為明朝歷史上第一個以庶子身份即位的皇帝[21]。

明景帝初即帝位時，只是為了形勢和國家的需要，但如果朱祁鈺改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那將是公然對祖宗制度的破壞。因而，朱祁鈺一開始也不敢公開表露，先是將自己的意思告訴發妻皇后汪氏。汪氏是北京本地人氏，其父是中城兵馬司指揮汪英，正統十年（1445年）八月冊封為郕王妃。景帝登基后，冊立汪氏為皇后。汪皇后無子，只生有二女。

出乎意料的是，汪皇后對丈夫的提議持反對意見，她認為如果朱祁鈺這樣做，會讓天下人笑話。朱祁鈺不以為然地說：“父死子繼，天經地義，誰會笑話。”

汪皇后反問道：“兄未終而弟及，又是什么天經地義？”

朱祁鈺大怒，當即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向汪皇后砸去。汪皇后倒是閃開了，但帝后不和的矛盾由此悄悄在宮中流傳。這其中，最高興的人當然要數生下兒子的杭妃了。<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