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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莫斯科還有朋友對嗎？所以，你每個周末買明信片，寄到莫斯科去？

看電影吧！

她不再回答，安靜地縮在沙發里，整張臉陷落于陰影。

vcd放完《莫斯科不相信眼淚》，二十歲的我沒有流淚，只覺得故事有些意思，僅此而已。

卡佳沉默了兩個多鐘頭，沒去過洗手間，也沒說話。最后，片尾曲響起“亞歷克桑德拉……亞歷克桑德拉……”我蹲在她跟前，看著她低垂的眼皮。跟我說說莫斯科吧？

都是過去的事了，你最好別知道，否則會后悔的。

她的目光別向房間盡頭，仿佛墻上晃動一扇無形的窗，推開就是那座冰雪覆蓋的城市。

莫斯科，五海之港、森林中的首都、千頂之城、無數次被燒毀又無數次重建的不死之城。而對我來說，莫斯科是一部電影——四十多年前，我被公派到莫斯科電影學院留學，學習電影導演與編劇。

在拉緊窗簾幽暗靜謐的頂樓房間里，從她嘴里說出的前塵往事，像膠片放映在霉爛開裂的天花板，纖塵不染的地板，迷宮般的書架上……

1958年，在莫斯科，全世界第一所電影學院。我的夢想，是成為新中國第一個有名的女導演。

學電影很有趣吧？

看電影和拍電影完全是兩回事，你知道安德烈·塔爾可夫斯基嗎？對，你不會知道的，他的電影怎會在中國公映呢？安德烈是我的同班同學，也是個很奇怪的人。那時候，我就覺得他一定會拍出特立獨行的電影，就像他本人那樣。

他的才華比你還多嗎，卡佳？

小東西，你說什么呢？把我和安德烈相提并論？別侮辱一個天才！聽我說，很多人只有到老了的時候，才會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才華。當你還年輕，如果有幸發現，千萬不要讓它溜走。

當你在莫斯科，卡佳，一定很漂亮吧？

她沒有像其他女人那樣喜悅，而是蹙著眉頭說，你越來越會說話討好女人了——但我不喜歡這樣的你，記住了吧，不要用這樣的方式討我開心！1958年，每個在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都知道我——電影學院烏黑長發的卡佳，不僅是中國人，還有朝鮮和越南的留學生，也經常到電影學院來找我。

但你都瞧不起他們？

你怎么知道？

卡佳，你到現在也是這樣啊，瞧不起任何人！你是個驕傲的人，不是嗎？

哈，你越來越了解我了？不錯，但我并不討厭他們，那時候的人都很簡單，除了某些人。比如——阿廖沙，在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圈子里，他可是呼風喚雨的大人物，就像他的爸爸在延安時代就是很有名的革命家。他經常請我去莫斯科大劇院去看芭蕾舞。

可是你不喜歡他？

對，但我最愛看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啊！你是嫉妒了嗎？我可不會讓他碰我一根手指頭的！

嗯，這我就放心了——我不知不覺落入了她的小圈套。

還有一個人，他叫米哈伊爾，但是蘇聯人，他有著淺黃色的頭發，海水般的藍眼睛，個子比我高整整一個頭。

他很帥嗎？

差不多，第一次見到還以為是電影演員，跟他聊了半天電影學院，才知道他是國際象棋運動員。他爸爸是有名的話劇導演，他媽媽是芭蕾舞藝術家。但我不喜歡他，雖然迷戀過他的臉。他在斯大林分配的別墅里長大，冬天暖氣燒得火熱，不知道莫斯科的冬天有多冷，以為全世界都跟自己家里一樣美好。他太有教養了，說話彬彬有禮，每次在餐廳吃飯，他總糾結于每道菜的細節，克里米亞葡萄酒的年份。你知道我對做菜一竅不通，真想把一盆紅菜湯扣在他頭上！我可不希望你成為像他那樣的人，記住了嗎？

嗯，卡佳。我故意把聲音調粗一些。再說說那兩個男人吧！阿廖沙？米哈伊爾？

他們各自向我求過婚，但都被我一口拒絕了，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人追到手的。

在莫斯科，就沒有你真正喜歡的男人？

卡佳又不說話了，陷在沙發中半晌，搖搖滿頭的白發說，有的。

他是誰？

出去吧，今天你問得太多了！而我說的也太多了！你知道嗎？記憶就像是一杯水，當你不斷地飲用這杯水，總有杯底朝天的時刻。

莫斯科究竟長啥樣？我想起看過的各種蘇聯電影，想起小時候媽媽單位對面的東正教堂，天藍色的拜占庭式的圓頂。

這天晚上，我夢見了莫斯科。

那些年，我做著平凡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簡單重復。我很少跟同事們說話，沒什么共同語言。也有個別年齡相仿的，能說些關于電腦和影視的話題，僅此而已。至于和我一樣喜愛文學的只遇到過一個，年紀比我大了十幾歲，因為我在單位的電腦里，發現了她打的古典詩詞。于是，我也經常暗中打幾段陸游和辛棄疾的詞上去。

我連文藝小青年都算不上，因為不會裝逼。心情陰郁就會激發傾訴的欲望——自己是唯一的聽眾。從十八歲到二十歲，每星期悄悄寫三首詩。最早記錄在一本寶藍色封面的筆記本上，后來整個本子都寫滿了，換了好幾本黑面抄。

認識卡佳老太太以前，我常去靜安區圖書館，在報刊閱覽室里坐上半天，看詩刊，看收獲，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后來，思南路的頂層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圖書館。

我在為前途而彷徨，擔心自己要困在一個平凡之地度過一個平凡人生。我害怕會像身邊那些成年人那樣，漸漸喪失靦腆，學會撲克牌和麻將，為了幾百塊錢或幾包年貨而爭吵，在別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里隨波逐流。

親愛的小東西，當你為這些而恐懼時，也許你還有機會，如果連恐懼都感覺不到，那才是完蛋！她這樣回答我。

于是，我給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詩。

那天陽光燦爛而刺眼。我拿著寶藍色封面的筆記本，還有碎米飯粘著廢紙上的文字，發出濃郁的霉爛氣味，交到她溫暖的手掌心里。我的后背心在冒冷汗，害怕她會批評我，就像她直率的性格。什么狗屁不通的玩意兒啊？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

果然，她淡淡地說，你沒有寫詩的天賦，可惜啊。1958年，在莫斯科的廣場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詩，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銀時代，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詩。我經常獨自藏身在人群里，聽那些過分煽情的朗誦，偶爾也會遇到讓人終生難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讓你終生難忘的人。

那個人是誰？

卡佳面無表情地搖頭，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頁說，你看這首詩里有許多敘事，說明你有說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試著寫小說。

我們認識一年了。偶爾，我會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國泰電影院看電影；去共青森林公園的草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淚》里的蘇聯人那樣。她的行動雖然遲緩，興致卻高得很，頭發與衣服都特意打扮過。她拿出最好吃的罐頭，國產的酸黃瓜，在春天柳絮飛揚的小河邊，用俄語唱起我從未聽過的歌。在郵局的營業大廳里，我常見到一個叫薛范的翻譯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譯成中文的。他是個拄著拐杖坐在輪椅上的小兒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誰，卻從未跟他搭訕過一句話。而我就是那樣的人，靦腆到跟任何人說話都會臉紅。

但自從認識卡佳，我就變得開朗了些，至少敢與老太太開玩笑了。

坐在野餐墊上，看著上海難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說，如果我有兒子的話，我就叫他格奧爾基；如果我有女兒的話，我就叫她亞歷桑德拉。可惜，我既沒有兒子，也沒有女兒，更不會有孫輩……但我有回憶。

終于，她說出了那個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游行。我在莫斯科電影學院的方陣，紅場上人山人海，剛過瓦西里升天大教堂，隊伍全散了。我獨自坐地鐵回學校。莫斯科的地鐵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獵人商行站上車，擠在車廂里喘不過氣。有人從背后拍了拍我，回頭看見一張中國人的臉。他很年輕，大概二十來歲，穿著樸素而簡單，就像個工人，手里卻拿著本書。他想把座位讓給我。這種事常發生，你知道，我不會假惺惺謙讓的。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車繼續在莫斯科地底飛馳。他站在我對面，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著書。封面正對著我，別列亞耶夫的《陶威爾教授的頭顱》，竟是本科幻小說。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國人在看蘇聯的科幻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