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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正是職業的要求，使文吏們也具有儒家主張的某些道德，比如忠。他們甚至就像訓練有素的鷹犬，只要主子一聲令下，就會迅速撲上前去，并不管那獵物是同朝官吏、功臣勛貴，還是皇親國戚、公子王孫。

當然，皇帝要制造冤案，他們也干。

但這與文吏們的個人品質無關。漢代酷吏，貪贓枉法的有，克己奉公的更多。比如趙禹，家里沒有食客，外面沒有朋友，公卿宰相前來拜訪也不答禮，就是要拒絕一切人情面子，全心全意為他的當事人服務。

景帝時的郅都，也如此。

郅都是號稱“蒼鷹”的。他沒有任何人情來往，從不收受饋贈和賄賂，執法也以“不避貴戚”而著稱。當時朝廷主張無為而治，只有郅都厲行嚴刑峻法。于是列侯宗室都對他側目而視，竇太后更是找了個茬要殺他。

漢景帝說：郅都是忠臣。

竇太后說：難道被他害死的就不是忠臣？

漢景帝只好殺了郅都。

如此下場，應該在郅都的意料之中。他曾經說過：既然告別雙親出來做官，那就只能盡忠盡責，死于職守，哪里還顧得上老婆孩子？

請問，不道德嗎？

然而這樣的職業官僚，卻是儒家痛恨的。

儒家痛恨文吏，并不奇怪。文吏的法家傾向、技術特征和職業習慣，都是儒家不喜歡的。儒家認為，忠于君主不等于唯命是從，王道應該大于王侯。所以，儒家出身的文官往往在朝堂據理力爭，并不怕皇上的雷霆之怒。

這是儒家的可貴之處。

不過此類人物往往有一個毛病，那就是高談闊論，不切實際。相反，文吏卻是操作能力極強的。所以，文吏是行善還是作惡，全看遇到什么樣的皇帝。遇到好皇帝，他們是幫手；遇到壞皇帝，他們是幫兇。

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

一個有理想，一個有能力；一個講原則，一個辦實事；帝國該選誰？

漢武帝的首選，是文吏。

再反封建

號稱獨尊儒術的漢武帝，更喜歡法家傾向的文吏，看似奇怪，卻是事實。他重用的人，衛青、張湯、桑弘羊等等，都不是儒生。大儒董仲舒，則其實被邊緣化。

例外的是公孫弘。

公孫弘非同一般。我們知道，武帝朝丞相十三個，罷官免職四人，獲罪自殺二人，下獄處死三人。其余，則石慶膽小怕事，田精神失常，車千秋唯唯諾諾。既平安無事又能有所作為的，幾乎唯有公孫弘。

然而公孫弘這位儒生卻恰恰是獄吏出身，所以他跟張湯情投意合，配合默契。張湯援引儒家經典解釋判決，公孫弘則對張湯贊不絕口。其中奧秘，值得深思。

事情恐怕還得從頭說起。

先說秦。

大秦帝國是“吏治天下”的，這當然與他們靠法家思想立國有關。在法家看來，一個國家只需要兩種人：農民和戰士。農民為君主種田，戰士為君主打仗，如此便足以富國強兵。其他人，都是多余。

那么，誰來管理農民和戰士呢？

文吏。從朝廷大吏，到郡縣長吏，再到鄉里小吏，都如此。事實上，一個只有農民和戰士的國家，是不需要思想文化的。那些種田的“工蜂”，打仗的“兵蟻”，也不需要懂得太多，守紀律聽命令就行。

故，秦人“以法為教，以吏為師”。

劉邦創立的新政權則是另一番景象。高、惠、文、景四朝，一般事務仍沿秦例交由文吏處理。占據要津的則不是功臣勛貴，便是他們的后代，比如曹參之子曹，周勃之子周亞夫。周亞夫還既當過太尉，也做過丞相。

也就是說，政由勛貴，事歸文吏。

這并不奇怪。畢竟，勛貴們是劉邦的戰友。劉邦及其繼承人既需要他們的政治經驗、崇高威望、影響力和號召力，也需要用封侯拜相的方式酬謝他們的功勞。這跟當年的分封諸侯建立王國，如出一轍。

同樣，這兩件事也都是封建殘余。

因此，秦始皇未竟之事業，還得由漢武帝來繼承。當然，徹底鏟除封建殘余，要到隋唐以后。但，貴族政治轉變為官僚政治，卻勢在必行。

貴族政治，怎么就要不得？

因為貴族政治與封建制度是共生并存的。在封建制度下，國是諸侯的，家是大夫的。如果國破家亡，首當其沖的受害者就是諸侯和大夫。所以在封建前期，諸侯無不治國，大夫無不齊家，這就叫“首長負責制”。

何況封建前期的家和國，都不大。一國則一城，一家則一邑。諸侯和大夫，國君和家君，完全可以直接面對國民和家人，這就叫“直接君主制”。

當然，即便是直接君主，也要有人協助。這些助理、幫辦或官員，天子的是公卿，諸侯的是大夫，大夫的是家臣。

后者在理論上都是前者的兄弟子侄，實際上是族人們一起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就叫“家族共治制”。

首長負責，直接君主，家族共治，這樣的政治當然是貴族的，也只能是貴族的。

很難說這種政治好還是不好，但肯定不適用于帝國時代。帝國不是小國寡民的城市國家，而是幅員遼闊的領土國家。直接君主并不可能，首長負責更不可能。帝國的統治，只能是皇帝授權，政府負責。

那么，由貴族組成政府，不行嗎？

不行。因為凡貴族，都有特權。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事權。封建時代，天子不能任命國卿，諸侯不能任命家臣。這些職位甚至是世襲的，叫世卿、世職。結果，天子管不了諸侯的國，諸侯管不了大夫的家。

這當然為帝國所不能接受。

更重要的是，封建時代的君臣關系是逐級效忠的。家臣只效忠大夫，不效忠諸侯；大夫只效忠諸侯，不效忠天子。

大夫一齊造反，則舉國皆反；諸侯一齊造反，則天下皆亂。

中央集權的帝國，豈能認可這套邏輯？

家族共治也不行。共治，就不能獨裁，而帝國是一定要走向獨裁的，只不過需要時間。

事實上，正如漢初的制度是封國與郡縣并存的半封建制，兩漢政治也是半貴族政治──先是功臣集團，后是外戚集團，與皇帝共掌朝政，共治天下。這種狀態，也要到隋唐以后才發生根本改變。

這樣看，公孫弘和張湯的意義，就很不尋常。

公孫弘和張湯都是平民出身，也都是文吏出身。是平民就“非貴族”，是文吏就“專業化”。專業化和平民化的傾向，都是反封建。不難設想，如果滿朝都是張湯、公孫弘，貴族政治就必定會轉變為官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