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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閘北地區有一座一百多畝的安靜的陵園，叫做宋公園，民主革命先驅宋教仁先生正是葬身于此。墓園的正中立著宋教仁的全身坐像。墓道入口處有兩根飾有白色蘑菇云狀的天藍色燈柱，分列左右。墓前石碑上鐫刻著“宋教仁先生之墓”字樣，墓頂安放著一腳踩惡蛇的雄鷹雕塑。墓園四周龍柏、玉蘭環立，莊嚴肅穆。

宋教仁只活了32歲，但他的名字無疑在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無論是支持民主，還是反對民主的人，都繞不開宋教仁這個名字。他在20世紀初那個曇花一現的瞬間所掀起的民主旋風，至今仍是中國民主憲政史上一道最壯麗的風景線。

1931年3月初，宋教仁抵達上海，接到袁世凱發出的“即日赴京，商決要政”的急電。3月20日晚上10時，宋教仁乘火車去北京。當時宋教仁與送行的黃興、于右任、廖仲愷等人一一握別，正要上火車時，突然被冷槍擊中，連中三槍，經搶救無效，于22日凌晨與世長辭，年僅32歲。此案一時震驚中外，史稱“民國第一案”。孫中山挽聯稱宋教仁：“作公民保障，誰非后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那么，到底是誰殺害了宋教仁，兇手又是怎樣的結局呢？

1882年，天資聰穎的宋教仁在桃源縣上坊村出生了。他6歲時就入了私塾，17歲進入桃源漳江書院，受到縣教諭黃壽彝和書院山長瞿方梅等人的影響，打那時起就淡薄科舉功名，關心天下大事，并萌生了反清思想。1902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取了武昌普通中學堂，并于第二年入學。“九省通衢”的武漢向他展現了一片寬闊精彩的新天地，由吳祿貞等人組織的革命團體武昌花園山聚會深深吸引了他，在這里，他常與同學田桐、吳昆等人議論時政，暢談革命。就是在這時，他下定了決心要走反清的革命道路。

宋教仁在武昌結識了一位著名革命者——黃興，兩人從此成為至死不渝的摯友。黃興因激烈的反清言論被驅逐出武昌，回到長沙。不久，宋教仁也回到湖南，為成立革命團體到長沙、常德一帶做聯絡工作。

11月4日，宋教仁以赴黃興30歲壽宴為名，與黃興、劉揆一、陳天華、章土釗等在長沙黃宅籌創華興會。1904年，華興會在長沙正式成立，黃興為會長，宋被選為副會長。該會的宗旨是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同盟會于1905年成立，宋教仁被推為司法部檢事長，代黃興任過庶務長，主持本部工作。他到過東北，播撒革命火種。在孫中山領導的邊省武裝起義屢遭失敗，同盟會東京本部因內部分歧幾乎無人領導之際，宋教仁提出在“長江流域同時大舉，隔斷南北，使兩方交通斷絕，制政府命脈”的戰略思想。

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后，宋教仁任文事干事。中部總會在長江兩岸各處設立機關，培元氣，養實力，以圖舉事反清。宋教仁以上海《民立報》為喉舌鼓動革命。兩個月后，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清政府土崩瓦解。宋教仁的戰略設計完全實現，他是當之無愧的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勛。

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是建立民主共和國，就是以憲法規定國家制度的基本原則、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等，并且作為制訂其它法律的依據。他主張設立民選的議會作為立法機關，與政府行政機關、法院司法機關三權分立，互相制衡，防止權力過度集中；國家主要領導人實行選任制、限任制和限權制，不搞指定制、終身制、世襲制和個人集權制；實行政黨政治，由政黨執掌國家政權，政黨的上臺與下臺取決于公民的選票。

宋教仁認為，為了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中國必須實行中央集權。為了防止中央集權可能導致的獨裁，只適合實行英法式的責任內閣制，而不應實行美國式的總統制。他說：“內閣不善，則可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更迭之。如欲更之，必動搖國本。”

在籌組南京臨時政府時，孫中山主張實行總統制，不設總理。宋教仁主張實行責任內閣制，應設總理。一些擁護孫中山的同盟會干部認為宋教仁主張內閣制，是因為他有當總理的野心。宋教仁并不在意，繼續為民國官制建設殫思竭慮。原來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規定了只設大總統，不設副總統，中央政府只設五部。宋教仁提議增設副總統，行政各部則不加限制。在宋教仁的倡導下，各省代表會議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決議政府設9部。孫中山提議宋教仁出任內務總長，因國多數代表反對，他只能屈就法制局局長。

政治上的挫折并沒有使宋教仁氣餒。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就擬訂出《修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權限》、《各部官制通則》等法規，使政府部門設官分職有章可循。蔡元培說：“民國官制，先生所創定也。”也有人說：“在民國法制建設方面，宋教仁建樹多，堪稱中國的杰弗遜。”

防止專制制度復辟，將民主共和國的觀念鑄入國家根本大法，是宋教仁最為關注的問題。他主持擬訂的《中華民國臨時組織法草案》賦予民選的立法機構參議院以廣泛的權力，以體現“主權在民”的原則。草案堅持內閣制，規定“內閣執行法律，處理政務，發布命令”，“內閣員于臨時大總統公布法律及有關政務之教令時，須親自署名。”組織法草案詳細規定了人民的權利與義務。

1912年2月初，臨時參議院毫不留情地拒絕了宋教仁的組織法草案。但是，當南北議和告成，孫中山即將讓位于袁世凱時，臨時參議院又匆匆忙忙起草并公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以限制袁氏專權。其實就是拋棄總統制，采取責任內閣制。這雖然是對宋教仁的憲政思想的肯定，但最高立法機關因人更法，輕率改變國家行政體制，并將其寫進具有憲法效力的臨時約法，畢竟是民國立法史上的敗筆。

南京臨時政府結束后，孫中山去職下野，熱衷于鐵路建設。黃興等革命元老消極彷徨。只有宋教仁還以飽滿的熱情站在政治斗爭的第一線，希望通過建立責任內閣維護共和制度。宋教仁于4月27日就任唐紹儀內閣的農林總長，立即開始實施他的政黨政治理想。他讓仇鰲等人創辦《亞東新報》，以利用宣傳來監督政府，指導國民，并以“桃源漁父”的筆名，在報紙上發表長篇論文。

可一心想要復辟的袁世凱一上臺，就不斷破壞責任內閣制。他不經國務總理的部署便自行發布政令，不斷破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準則。唐紹儀憤而辭職以示抗議。7月上旬宋教仁也因為不滿袁世凱的行為辭去農林總長職務。內閣總理一職落入袁世凱的特務頭子趙秉鈞手中，責任內閣名存實亡。

7月21日，同盟會本部召開夏季大會，宋教仁當選為總務部主任干事，成為同盟會實際上的主持人。他加快了組織大黨的步伐。8月25日，以同盟會為核心、聯合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派等黨派，組成中國國民黨，召開成立大會。孫中山選為理事長，宋教仁以僅次于孫中山和黃興的票數當選為理事，被孫中山委任為代理理事長。此時，孫、黃的興趣和主要精力放在實務建設上，主持北京國民黨本部的就是宋教仁。

年底，國會議員選舉拉開序幕。1913年3月，國民黨獲壓倒多數席位。宋教仁作為國民黨代理理事長，自然成了責任內閣的組閣人。

宋教仁是資產階級政治家，他憎惡封建君主專制，在中國長期不懈地推行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憲政。為盡快實現民主憲政的理想，宋教仁親臨長江各省演講，尖銳抨擊袁世凱專制政治的黑暗，積極宣傳責任內閣的主張。他向大家描繪未來憲政共和國繁榮昌盛的美好前景，聽者人人振奮，所到之處掌聲雷動。此時，各地選舉越來越有利于國民黨，最終獲勝似成定局，對宋教仁當選內閣總理的呼聲也很高。

面對這樣一個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凱豈能無動于衷。譚人鳳曾一語道破個中厲害，“國民黨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宋教仁的行動危及了袁世凱的獨裁統治，更危及了他下一步要當皇帝的夢想。

袁世凱極力拉攏宋教仁，送他西裝，連尺碼都非常準確，還送他交通銀行五十萬元的支票一本，請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許（二三百元），離京南下前夕即讓趙秉鈞交還袁世凱，留信一封表示謝意：

綈袍之贈，感銘肺腑。長者之賜，仁何敢辭。但惠贈五十萬元，實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讀自娛，有錢亦無用處。原票奉璧，伏祈鑒原。

這就是宋教仁，雖然譚人鳳說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個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凱的金錢無法收買他。他是個有熱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為了追求高官厚祿。他是個“嶄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凱那一套制人術因此在他這里失去了作用。袁世凱見收買不成，便開始安排特務密切監視宋教仁的行蹤。

宋教仁這時已是眾望所歸，他如果能順利到達北京，根據約法組織內閣是任何力量都沒法阻止的。因此他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時所寫的《登南高峰》一詩中就有“海門潮正涌，我欲挽強弓”這樣的詩句，雖然是寫景，抒發的卻是他胸中的抱負。當時實現民主的時光已經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詩里洋溢著的是一種勝利者的喜悅。甚至臨終前他還致電袁世凱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釗說他是“至死不悟”，他對袁世凱所代表的中國根深蒂固的專制力量實在是認識不足。

宋教仁年紀輕，閱歷淺，讀書也不夠深入，以為只要一部“約法”，一個在國會擁有多數議席的“黨”，藉著“責任內閣”的空名，便可以對付袁氏，這其實就是書生之見。

在武漢，譚人鳳曾告誡他“責任內閣現時難望成功，勸權養晦，無急于覬覦總理。”他還告訴宋教仁，有秘密報告說會黨頭目應夔丞在北京直接與政府交涉，領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備。但宋認為這些都只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陳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殺，他還狂笑說：“只有革命黨人會暗殺人，哪里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許多朋友來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為是謠言。3月20日，他動身北上那天他到《民立報》和記者徐血兒話別，徐血兒請他慎重防備，他還是坦然地說：“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當并力赴之。”

顯然，危險已經緊緊跟隨宋教仁身后，而宋教仁確實不是個有心計的人，對自己的危險全然不顧。而且，正因為宋教仁搞政治鋒芒太露，黨內黨外都樹敵太多，招忌太甚，縱是一般國人、黨人，對他也不太心悅誠服。宋教仁是一位愛國者，一位有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氣盛，精力過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個性倔強，毫無顧忌。特別是他做起演說來，聽眾總是掌聲如潮，歡聲雷動，在政敵聽來，就更感到威脅了。

1913年3月20日晚上，上海火車站依然像白天一樣人來人往，一片混亂。10點45分，廣播喇叭里播出通知：“11點鐘開往南京的滬寧快車就要開車了，請旅客們趕快上車。”這時，從車站貴賓休息室里走出六七個人。走在中間的是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陪同他的是黃興、于右任、廖仲愷、吳頌華等人。這幾個人既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領袖人物，又是當前堅持制定共和憲法、實行民主政治的核心力量。他們邊走邊談話，眼看就要走進檢票口了，宋教仁背后突然閃出一個人，拔出手槍對準宋教仁連開三彈。第一槍射中宋教仁的右肋，斜入腹部；第二槍從黃興身邊掠過，第三槍從吳頌華胯下而過。宋教仁身子一晃，踉蹌了幾步，便趴倒在一張椅子上。

車站里頓時大亂，有的人嚇得鉆到椅子下面，有的人拼命向門外奔跑。黃興、廖仲愷等人也慌了手腳，連忙扶住宋教仁，問他怎么了。鮮血從宋教仁的腰部直涌出來。于右任趕緊跑到車站外攔住了一輛汽車，把宋教仁送到了離車站最近的滬寧鐵路醫院搶救。

宋教仁被送到醫院，已是半夜12點，直到第二天凌晨，德國醫生才取出了宋教仁身上的子彈。子彈是從后背射入體內的，傷口離心臟很近，使宋教仁疼痛難忍，但他當時神志還很清楚。他用手把于右任的頭拉到胸口，喘息地說：“吾痛甚，殆將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東京寄存之書籍，悉捐入南京圖書館。（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請克強與公及諸故人為我照料。（三）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我為念，而放棄責任心。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死亦何悔？”

又授意黃克強代擬致袁世凱的電報一件。電文說：

“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權利之見存。今國本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宋教仁。哿。”

手術之后，宋教仁的情況依然沒有好轉，不斷嘔吐，大小便中出血嚴重。醫生被迫進行第二次手術。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進手術室，為防止意外，于右任親自在手術室內監視手術進行。

一群新聞記者始終堅守在門外，直到手術完成。可是，做手術的醫生很悲觀，只說：“我們已經做了一切努力，其余的……要看上帝的安排了。”3月22日凌晨3時左右，宋教仁傷勢轉重，到4時48分終于逝世。這一年，他才32歲。

黃興、于右任、陳其美等人悲痛地告別了自己的戰友。陳其美一邊哭一邊用拳頭捶打床沿喊叫：“此事決不甘心！決不甘心！此仇不報，我誓不為人！”

第二天，上海各大報都在顯著位置刊登了宋教仁遇刺的消息。報童們在大街小巷叫喊著：“宋教仁遇害，兇手不明！”

3月23日下午，國民黨上海支部為宋教仁舉行了隆重的移靈儀式，將他的遺體從醫院移往法租界內的湖南會館停放。送殯的隊伍長達十幾里，加入送葬行列的人越來越多，許多人痛哭失聲，圍觀的人像潮水一樣涌來涌去。宋教仁的遺體被盛放在楠木靈柩中，安放在扎滿花圈的馬車上，在浩浩蕩蕩的人流護送下，到達了掛滿挽聯的湖南會館。

到底是誰殺了宋教仁？直到現在，這依然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謎。

事后經過各方追查發現，與本案有關的幾個關鍵人物分別是：兇手武士英，失業軍人；聯系人應桂馨，江蘇駐滬巡查長；上級聯系人洪述祖，北京政府內務部秘書。除此之外，牽涉其中的還有當時的國務總理趙秉鈞，以及大總統袁世凱。

應桂馨是近代上海流氓幫會頭子，名夔丞。他早年混跡江湖，在上海結幫坑騙。1911年11月由于參與上海會黨軍警起義，因此上海光復后任滬軍都督府諜報科長。孫中山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應桂馨隨孫中山赴南京擔任總統府庶務科長。后來因為他惡習不改，橫蠻不法，被撤職回到上海。

趙秉鈞，字智庵，河南汝州人，1859生。1878年考秀沒考中，就投入左宗棠楚軍效力，隨軍進駐新疆。袁世凱小站練兵時，趙秉鈞曾隨習軍政，專攻偵探、警察兩門，與袁世凱有一定的淵源；加之他在巡防營時，鎮壓京津一帶義和團運動有功，也頗為袁世凱所賞識。因此1901年袁世凱委以創辦巡警的重任，第二年命他擔任保定巡警局總辦。1903年，趙秉鈞將天津、保定兩處的巡警學堂合并為北洋巡警學堂，后來又在各州縣設立巡警傳習所，建立全省巡警網。他在天津經營警務，深得袁世凱的歡心。1912年3月，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趙秉鈞便出任內務總長，并于1912年8月，任代理國務總理。9月25日，趙秉鈞又由代理改為實任國務總理。

洪述祖，字蔭之，江蘇常州人。1893年經由父親推薦到劉銘傳手下任中軍參謀。辛亥革命爆發后，洪述祖得知世交趙秉鈞與手握北洋軍權的袁世凱打得火熱，就投靠袁世凱，并為袁世凱獻上先“以南壓北”再“以北壓南”之計，得到袁世凱的賞識。袁世凱得到中華民國大總統后，委任洪述祖為內務部秘書，并授予三等嘉禾勛章，洪述祖成為袁世凱嫡系。

宋教仁在長江一帶旅行講演風頭正健時，袁世凱致電召宋教仁來北京磋商要政。袁世凱的本意或許就是試試“重用之”，如果不成功，再除之。可袁世凱手下的這群黨羽早已坐立不安。主子皺一個眉頭，他們心里可能已經翻江倒海。

據章士釗后來回憶，當宋教仁遇刺的電報傳到時，他正在總統府與袁世凱一起用餐。袁聞訊后的反應是嘆息說，“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在隨后閑談中，袁世凱意指出宋案的兇手是黃興，理由是“黃、宋爭國務總理，兩派大決裂為證”，惹得章士釗憤然辭出。

宋教仁遇刺消息傳來時，趙秉鈞正在主持內閣例會，“聞聽消息，大驚失色，一邊繞桌子不停轉圈一邊自言自語：‘人若說我打死宋教仁，豈不是我賣友，哪能算人？’”趙秉鈞的反應是一種表演，還是真的只是一場意外？

直接兇手武士英只是一個兵痞，指使者應桂馨也只是上海流氓頭子，真正的幕后兇手到到底會是誰呢？一直以來，宋教仁的死因有幾種猜測：

趙秉鈞單謀說：趙秉鈞出身寒微，累遷要職，終于在袁世凱手下成為國務總理。因為嫉妒宋教仁的聲望，以及為了保住自己的總理之位，便與政府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合謀，買兇殺宋教仁。

袁世凱的參謀說：在北京，宋教仁與趙秉鈞有過多次深談，二人頗有“虛君實相”之議，策劃共同架空袁氏。袁世凱得知后，曾與人云，一面搗亂尚且應付不了，何況兩面乎？所以要逐步除掉這兩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