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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狹小和強烈的民族壓迫，使得元代的科舉制度無法進一步發展，更無法對元代的政治發生影響。對于元代來說，科舉制度實際上只是一種可有可無的點綴。

元朝實行了什么戶籍制度？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國，同時為適應長年征戰的需要創立了與千戶制度緊密結合的戶籍制度，即將百姓按十、百、千、萬分編，嚴格地限定在九十五個千戶之內，隨時聽命于貴族的征發調遣。這種戶籍制度在某些地方直到元朝滅亡始終存在著。

蒙古統治者在向南不斷的征服擴張中，經過幾次大規模的對所征服地區（中原和江南）的人口清查，到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終于最終形成了元朝在漢族地區的戶籍制度。

元人戶籍制度最大的特點是實行諸色戶計的劃分。所謂諸色戶計，就是將從事不同職業的人按其從業的不同在戶籍上區分開來，并由此固定其所應承擔的義務。這些戶籍種類有很多，主要的幾種有：一、民戶，這是元代最基本、數量最多的一種戶籍，承擔國家一般的賦役。二、軍戶，承擔國家的兵役。三、匠戶，從事官辦手工業的勞作。四、站戶，承擔國家所設驛站的建造、維護和運行。五、灶戶，從事官辦鹽業生產。不同戶計的人不得擅自改籍，一般來說，戶籍是世代相承的。

元代又行戶等制，即將各戶按其貧富狀況分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等，一共九等，以此為攤派賦稅和征發徭役的依據。

元朝的賦稅差役制度有什么特點？

元朝賦稅差役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北方和南方不同，元朝統治者根據南北方的不同實際情況，定下了北方以戶口為準、南方以土地為準的賦役征收原則。

在北方，賦稅分為稅糧和科差兩類。稅糧又分丁稅和地稅兩種。元統治者規定：每丁每歲納糧稅粟二石，每畝地每歲納糧稅粟三升。不過，按元廷的規定，丁、地稅是不需重復交納的。科差分為絲料和包銀兩類。絲料由投下人戶和普通人戶交納，投下人戶每二戶出絲一斤給國家，每五戶出絲一斤給領主；普通人戶出絲的數目沒有記載，但應與投下人戶相當。包銀主要由普通人戶交納，每年每戶交銀四兩。

在南方，征收夏、秋兩稅，這兩稅都是土地稅，而以秋稅為主。南方秋稅按土地肥瘠不同，分成若干等級，從最低的每畝一升到每畝三升不等，大體上是依循宋代舊制。夏稅則有的地區征，有的地區不征；有的時候征，有的時候不征；征時以秋稅為準，往往折成其他物品或幣鈔。南方亦有科差，分江南戶鈔和包銀兩類。江南戶鈔是北方五戶絲戶的變形，即江南的投下戶向領主交納鈔幣，世祖時定為每戶五錢。包銀只在江南一度實行，由于廣泛的反對而很快中止了。

此外，元廷還在全國范圍內征收鹽課、茶課、酒醋課、商稅、市舶稅等數十種稅收，稱為“諸色課程”。

元代的差役分力役和職役兩類，其承擔者主要是廣大的民戶。力役包括建造工程、運輸貨物、開挖河渠等體力工作。職役主要是充當政府基層管理人員。元代的差役是壓在人民身上的極沉重的負擔，往往使得百姓傾家蕩產、妻離子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沉重差役制度激化了社會矛盾，最終導致了元代的滅亡。

元朝實行了什么貨幣政策？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全國范圍內使用紙幣的朝代，元朝的紙幣叫做“鈔”。

元朝政府統一發行紙幣是從元世祖忽必烈開始的。世祖中統元年（1260）十月，元廷發行“中統元寶交鈔”，以銀為本，比價為中統鈔兩貫（兩千文）合銀一兩，并規定該鈔不限年月、諸路流通。次年正月，元廷正式下詔，中統鈔在中國北方開始流通。至元十二年（1275），元滅南宋，中統鈔又開始在江南地區通行。這樣，中統鈔就成了全國統一的貨幣。

中統鈔流通的初期，由于實行了“子母相權”（鈔本充足）、“限額發行”等措施，幣值比較穩定，流通狀態比較良好。但大約從至元十三年開始，為了彌補日益增大的財政開支，元政府開始大量取用作為中統鈔鈔本的白銀，這樣就破壞了“子母相權”之法；同時，又放開了對中統鈔發行額度的限制，大量印行中統鈔。到了至元二十三年，物價已比中統元年上漲了十倍。

為了平抑物價、整頓日益混亂的鈔法，至元二十四年，元政府發行了一種新的紙幣：“至元寶鈔”。至元鈔一貫值中統鈔五貫，二者同時流通。但不久，同樣是由于鈔本被大量挪用，至元鈔也如同廢幣了。

武宗至大二年（1309），元廷發行“至大銀鈔”，廢止中統鈔，銀鈔與至元鈔并行。仁宗時，盡廢武宗所為，仍以中統鈔、至元鈔并行。

順帝至正十年（1350），元廷進一步更改鈔法，在中統鈔、至元鈔并行流通的同時，又發行“至正交鈔”，并鑄“至正通寶”銅錢。這樣，各種鈔幣的混合使用，各有輕重，人民所取莫衷一是，鈔法陷入極度的混亂之中。不久，大規模的戰事爆發，軍費暴漲，歲入暴減，元廷只有多印紙鈔以應供給，結果就造成了鈔幣散滿人間，而紙鈔十錠（一錠為五十貫）也買不到一斗粟。就這樣，元朝的鈔法徹底崩潰了。

元朝的軍事制度有什么特點？

元朝的軍事制度最終是由忽必烈確立的，他整頓了原來混亂的兵制，把全國的軍隊歸入宿衛和鎮戍兩大系統。

在宿衛軍隊方面，忽必烈繼承了怯薛制度，以怯薛（怯薛即護衛之意）防衛宮廷和皇帝本人，同時，忽必烈還創建了侍衛親軍。這是一支類似于禁衛軍的軍隊，負責防守“兩都”（大都和上都）及“腹里”之地，戰時也派出作戰。忽必烈于中統元年（1260）即開始建立侍衛親軍，從此以后，它的規模不斷擴大，到了元朝后期，人數已達三十萬。組建侍衛親軍的方式多種多樣，如從地方軍隊抽調精銳、從已建的侍衛親軍中分出、授權某個大臣召集同族組成等。

鎮戍軍隊是指在全國各地駐守的軍隊，它們可以分為三類：蒙古軍、探馬赤軍和新附軍。

蒙古軍一般都駐守在草原地區，遵循著成吉思汗時就已建立了的千戶制度，平時居家生產，戰時集合參戰，在鎮壓東北、西北的宗王叛亂時，蒙古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探馬赤軍組建于木華黎經略中原之時，它是從幾個蒙古部落中抽調出來，派到遠地征伐、戍守的軍隊。南宋滅亡后，探馬赤軍被集中，戍守于山東、河南、陜西、四川等地，并在這些地方建立蒙古軍都萬戶府以管理、指揮該地的探馬赤軍。

新附軍是指南宋降元的軍隊，這種軍隊平時屯田，戰時往往打前鋒；同時，其精銳又被調至京師編成侍衛親軍。到了元朝后期，新附軍已基本上不存在了。

關于元朝的兵役制度，軍戶的存在是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元代把從事不同職業的人列入不同的戶籍，世代以從軍為業的人就被歸入軍戶。根據軍隊名目的不同，軍戶也分成蒙古軍戶、探馬赤軍戶、漢軍軍戶和新附軍戶。軍戶有出丁從軍的義務，也可以享受免征賦稅的優待。

與軍戶制度并行的還有奧魯制度。所謂“奧魯”，本指安置軍隊家屬、輜重的營盤，成吉思汗時即已存在。忽必烈時，奧魯進一步制度化，萬戶、千戶都設有奧魯官，以管理軍士家屬；而在軍士的家鄉，亦設有奧魯官，以州縣長官兼之。奧魯官的職責是簽發軍戶中應從軍之人，捕捉逃跑的現役軍士，還負責征集所簽發從軍者的給養供應。

元朝的軍事制度具有蒙族與漢族相結合的特點。

古代扇面為什么說元代的交通非常發達？

元代的交通非常發達，這主要體現在其極完備的驛站制度上。

驛站制度的正式建立，始于元太宗窩闊臺。他即位之初即設置了幾條主要的驛道，如從和林（當時的都城）到中原漢地的驛道、從和林到察合臺封國的驛道等。這些驛道大都是七十里左右置一個驛站，每個驛站置一個千戶進行守衛。到了乙未（1235）籍民時，站戶已成為單獨的一類戶籍。

世祖時，驛站制度得到了全面的發展和完善。至元二年（1265），元廷頒布《立站赤條例》，把驛站的建立完全制度化。又下令在全國各地大修馳道，廣置驛站。南宋滅亡后，又在江南地區設置驛站。最終，元朝形成了一個以大都為中心，東至高麗、北至吉利吉思、西至伊利汗國、南至安南的龐大的驛道網絡，全國共設驛站一千五百多處。通過這些驛道和驛站，商旅行人可以在闊大的疆域中通行無阻。

元代的驛站是由站戶來負擔的，他們的戶籍是世代相承的，負責提供驛站的馬匹、車輛，還負責供給使臣飲食住宿。對于站戶來講，盡管享有免除賦稅差役的特權，但維持驛站還是一份很沉重的負擔。

元代中央設有總領全國驛站的機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它是獨立的，稱“通政院”。具體到地方上，大的驛站設有驛令，小的則有提領，沿途則有脫脫禾孫，隨時盤問檢查。以上這些職位都由政府委派，形成了一種對驛站和驛道的嚴格管理和嚴密控制。

元朝的司法制度有什么特點？

元朝司法的最大特點是它始終沒有頒行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形式完備的法典，在整個元朝時代，它的司法斷案基本上是以從前的舊例為準的，遇有新的問題，也只是針對個別事進行具體的解決。但是，元代的統治者一直在努力制定、頒行一部完備的法典，元朝幾代皇帝頒行的《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和《至正條格》就是這種努力的結果。

元朝司法的另一大特點是它的二重性，即蒙古法與漢法的并存并行。元朝政府設置了不同的機構來處理不同民族的法律問題。元代設有札魯忽赤（斷事官）一職，并設有大宗正府，都是用來主掌蒙古人、色目人的刑獄的，而隸屬于中書省的刑部則主掌漢人和南人的刑名事務。元代司法制度的這一特點是與其奉行的民族壓迫政策相結合的。犯了同樣的罪，蒙古人和漢人所受的懲處是完全不同的。如元法規定，蒙古人打死漢人，杖五十七下，征燒埋銀；而漢人打死蒙古人，則要被處死，并且還要賠上全部家產。

元朝司法制度的這兩大特點說明元朝的司法一直處于比較混亂的狀態之中，這對元朝在全國的統治是非常不利的。

元朝編制了哪些主要法典？

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忽必烈命何榮祖主持編定《至元新格》，頒行全國。這是元代第一部成文法典，分公規、治民、御盜、理財、賦役、課程、倉庫、造作、防盜、察獄十事。該書已佚，詳情不得而知，但世祖命何榮祖編新律時，曾要他“簡除苛繁”，根據這一點可以推知，“簡”是這部法典的特征。

正是由于《至元新格》的簡略，不能很好地適合統治所需，經成宗、仁宗兩朝的努力到英宗時終于修成了新的法典，這就是至治三年（1323）頒布的《大元通制》。

《大元通制》是元代最完整、最系統的一部法典。它主要包括三個部分：詔制、條格、斷例。詔制相當于敕或敕條，即皇帝的命令；條格相當于令，即法令；斷例相當于律，即律刑。《大元通制》既承襲了中國傳統法典的精神，也體現了蒙古民族的風俗習慣，是適合元代社會的實際情況的。

順帝至正六年（1346），元廷又頒行了《至正條格》，條文較《大元通制》多一些，但只是修訂和補充而已，沒有超出《大元通制》的框架。

《大元通制》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典。

元朝實行了什么宗教政策？

元代的統治者大都采取了十分寬容的宗教政策。這主要是因為蒙古族本來信奉的是薩滿教，而薩滿教是一種原始巫教，尚未形成嚴格的教義和教規，因而對其他宗教沒有很強的排斥性。

蒙古統治者在長期的對外征服過程中，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宗教，對這些宗教，他們都采取了寬容的態度，只要這些宗教不反對蒙古的統治，就讓它們自由發展。成吉思汗對宗教的態度就是如此，他甚至對很多宗教領袖十分禮遇，要求他們為自己祈禱。

成吉思汗以后的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們大都繼承了這一傳統：信奉薩滿教，對其他宗教采取寬容態度。只有忽必烈稍有例外，他本人信奉了喇嘛教，在某種程度上表現了推崇佛教的傾向，但他對其他宗教的態度基本上還是寬容的，他曾說過這樣的話：“全世界崇奉的預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說的是耶穌基督，回教徒說的是摩訶末，猶太教徒說有摩西，佛教徒說有釋迦牟尼。我對這四人，都致敬禮。”（《馬可·波羅游記》）這段話最能代表忽必烈乃至所有元代皇帝對宗教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