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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還配合郭守敬等人，對古代歷法進行了研究與總結，并在此基礎上，依實進行推算，向元世祖獻上了《合朔議》。

王恂在學術方面有什么貢獻？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今河北唐縣）人。其父王良，深通理學以及天文律歷。這種出身對王恂有較大的影響。再加上王恂資性穎悟，過目成誦，又曾師從劉秉忠。所以，在年輕時（二十八歲）就被元世祖忽必烈擢為太子贊善。其在學術上的成就大致有兩個方面：一在理學上，一在算學歷法上。

在理學上，他的造詣很深。在做元裕宗的老師時，他經常給裕宗講解“三綱五常”的精要以及歷代興亡的原因，尤其是對近代的遼、金得失，分析精到，論著其善惡。他對心學有獨到之處。有一次，裕宗問他“心之所守”，他引用許衡的話說：“人心如印板，唯板本不差，則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則摹之于紙，無不差者。”一時被傳為至理名言、守心之要。

王恂在學術上的另一個貢獻，是他負責與郭守敬一起修撰著名的《授時歷》。王恂很早的時候就以算術出名。對算術，他看得很高。有一次，裕宗問他有關算術的事，他說：“算術，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他對算術的造詣也很深。在制定《授時歷》時，有關數學方面的推算，全由王恂負責進行。歷法中的推算，要求細微周密，不可有任何差錯。王恂出色地完成了這個重要任務。《授時歷》之所以那樣完善，這與王恂在數學上的精密計算是分不開的。

張立道的生平情況如何？

張立道，字顯卿，大名（今河北大名）人。起初，他做元世祖的宿衛。他一生主要的經歷是治理云南和三使安南（今越南）。

龍紋金釵至元四年（1267），張立道奉命出使西夏，很好地表現了他的才能。皇子忽哥赤封為云南王，張立道為王府文學，有善政。后來又與他人出使安南。皇子忽哥赤被害，為之報仇，受到元世祖褒獎。至元八年，又出使安南，宣布建國號詔書。

至元十年，掌大司農事。因為他熟悉云南，朝廷命他在云南巡行勸農。在任期間，引水造良田萬余頃，教當地人以先進的種桑、養蠶方法，使當地人漸漸富裕起來，也引來周圍一些少數民族歸降。后又在云南建孔廟，立學校，擇師教授當地子弟，習禮行禮，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地的風俗。至元十七年，入朝力請云南王子也先帖木兒襲王位。張立道被授臨安（今浙江杭州）廣西道宣撫使，兼管軍招討史。在任期間，鎮壓了必思的反叛，二十二年，擴大兩江等地稅戶二十五萬戶，增加了當地稅收。又在建水路設孔廟，建學校。

至元二十七年，安南有變故，朝廷派張立道以禮部尚書身份第三次出使安南。到安南之后，他以安撫為主策，對安南世子陳日燇曉以利害，明以大義。感動得陳日燇流下眼淚，發誓死也不敢忘記大元天子的大恩大德。

至元二十八年到大德二年（1298）間，張立道分別在兩浙、四川、陜西、云南等地任職。

張立道一生三次出使安南，在云南做官最久，當地百姓都十分敬仰他，為他立祠以示紀念。

陳祐、陳天祥兄弟在政治上有什么作為？

陳祐、陳天祥，趙州寧晉（今河北寧晉）人。

陳祐，一名天祐，字慶甫。少年時發憤讀書，精通經史。任官期間，以清廉、愛民、行德政聞名。至元二年（1265），在南京路治中任上，有的地方發生了蝗災，上司急責滅蝗。陳祐已經召集起數萬人的滅蝗隊伍。時正值收獲季節，陳祐考慮到數萬人捕蝗，會傷害莊稼，嚴重影響收成，那樣的話，百姓一年的汗水就白流了。不如收割莊稼，農民還會有所得。于是他果斷下令，提前收割莊稼。有人向他建議說：“你這樣違背上司意志，會犯專擅之罪的。”陳祐說：“為了救百姓的性命，犯專擅之罪我也心甘情愿。”百姓得到了實惠。陳祐先后在不同地方的任職期間，總是把維護百姓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

至元六年，朝廷為中書省與尚書省是否合并爭論不休。當時阿合馬為尚書平章政事，掌有實權，他想讓中書右丞相安童為太師，以此把中書省合并到尚書省。但是又害怕陳祐提反對意見，就私許陳祐如果他不提反對意見，就讓他做尚書參知政事。等到決議的時候，陳祐堅決主張：“中書省是政治的根本，祖宗所立，不能廢除。太師一職，沒有必要虛設。”于是合并中書省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后來阿合馬一怒之下，調換了他的官職。因為他為人耿正，一心為公，所以當時的不法官吏，連大權在握的阿合馬也避他三分。至元十三年，陳祐剛上任南京總管兼開封府尹，當時的官吏因為怕他而人心惶惶。陳祐說：“何必如此呢？以前是污吏，今為廉吏，我就把他當做廉吏；以前是廉吏，現在成了污吏，我就把他當做污吏。”于是他的手下謹慎小心，自我束約，各自遵法守法，依法辦事。

陳天祥，字吉甫。他和他的兄長陳祐一樣，在做官期間能順民情、遂人愿，疾惡如仇，明得失，有謀略。

至元十三年，興國軍因為向民間回收兵器不當而導致了地方變亂。行省命陳天祥全權處理此事。陳天祥了解了實情之后，對當地百姓講：“保衛家鄉，沒有武器不行。但收兵器的人過分了，以至于引起了變亂。現在讓你們根據實際情況以兵器自衛，怎么樣？”百姓認為這樣做好。于是他上陳行省，提出：根據當時不安定的局面，應當首先取信于民，與民同甘共苦，這才是長久之計，只有這樣才能軍民共同靖亂防奸。他的建議得到了行省的同意。在此期間，陳天祥的所作所為，都符合百姓的愿望，所以流離他鄉的人，又回來務農了，鄰郡的百姓也來陳天祥所轄區居住創業，陳天祥以十家為甲，十甲設長以自衛。這樣，百姓也安定了，軍隊實力也增強了。當時州縣官吏沒有俸祿，陳天祥又根據實際情況，給這些官吏定了俸祿，按月發放，官吏也不再侵擾漁利百姓了，百姓得以安居樂業。在此期間，陳天祥的民望很高。

至元二十一年，陳天祥被拜為監察御史。當時盧世榮執政，權傾一時，甚至隨意殺人，于是臣僚震懾，沒有一個敢于說真話。陳天祥義憤地向元世祖上疏，力陳盧世榮骯臟的發跡史，以及任職之后不知改悔，反而愈加猖狂，肆意誅罰等事，指出他上任僅一百多天，就鬧得民怨沸騰。元世祖令陳天祥與盧世榮當面對質。當天，元世祖就下令將盧世榮法辦，朝野稱快。總之，凡是有礙天下安定的人，陳天祥決不手軟。

鄧文原一生有哪些主要事跡？

鄧文原，字善之，又字匪石，錢塘（今浙江錢塘）人。他是元代著名學者。一生歷任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天順帝朝。

至元二十七年（1290），鄧文原任杭州路學政，后來歷任崇德州（今浙江桐鄉西南）教授，翰林應奉、修撰。武宗時，鄧文原參與修撰《成宗實錄》。仁宗時，他先后任過國子司業、江南浙西道江東道肅政廉訪史等職。在江南浙西江東道任上，鄧文原頗能平反昭雪冤獄，決斷疑案、難案。如吳興一個老百姓夜晚在回家的途中，被官府巡邏抓住后又設法逃脫，巡邏追上之后，將他刺倒在地。第二天家人發現此人時已奄奄一息，臨死時，這個人說：“一個戴白帽子，穿青色衣服的大個兒是殺害我的兇手。”告官后，官府抓了一個可疑的人，屈打成招，投在大牢里，三年之后，鄧文原查得此案，認為，現在抓起來的人個子不高，習慣左手（死者傷在右肋）不應該是殺人犯。于是重新審理此案，最終抓住了真正的兇手，釋放了被冤系三年的無辜者。因為他常常能準確地斷案，當地百姓中流傳著他種種神奇的故事，諸如冤獄得以平反，冤情得以昭雪，感動了上蒼，使久旱不雨的徽州，喜降甘霖之類。此外，在此期間，他還努力減免百姓賦稅，削除榷茶轉運司的權力等事宜。

英宗時，鄧文原被拜為集賢直學士。任上提出一些改革弊政的便民主張，諸如平反冤案，在災區設倉救濟百姓、罷除榷茶轉運使等。

鄧文原對自己很嚴格，對他人卻能行之以恕道。他為人正直，雖然家貧，但任官廉潔。后來官越升越大，但正直廉潔的秉性卻絲毫沒有改變。

齊履謙在學術方面有哪些主要貢獻？

齊履謙，字伯恒，大名（今河北大名）人。他的父親是當時的數學家，這種家庭出身，對他一生的學術成就影響很大。他自幼勤苦好學，博覽群書，自經史、天文、地理至陰陽、醫學、卜筮、醫藥等書均曾研習，且多有心得成果，成為當時有名的學者，他在學術方面的主要成就有如下兩個方面：首先，齊履謙在經學上取得了成就。據載：他在十三歲時即師從名儒，專研圣賢之學。從此以格物窮理為終生事業，深研理學，著作頗豐，如《大學四傳小注》、《中庸章句續解》、《論語言仁通旨》、《書傳詳說》、《易系辭旨略》、《易本說》、《春秋諸國統紀》等。此外，他還根據邵雍《經世書》寫了《經世書人式》和《經世書外篇微旨》。

其次，齊履謙在歷法學上也取得了成就。據載：他在十一歲時，他父親就教給他推步星歷，他對此也頗有興趣，鉆研得很透。后來朝廷立太史局，修訂新歷，他補為星歷生，后來又做歷官，使得他對天文歷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著作有《二至晷景考》、《經串演撰八法》。前者是他根據自己長期觀察對《授時歷》所做的推考；后者是他對《授時歷》的經、串法的詳細解釋，這些都是對《授時歷》的補充。

崔斌有什么事跡見于記載？

崔斌，字仲文，馬邑（今山西朔州東北）人。他性格警謹敏感，多有智慧，喜好讀書，深悉為官之道與古今興亡之理，身軀偉岸，善于騎射，深得忽必烈賞識。他一生的主要活動在中統元年（1260）到至元十五年（1278）之間。

元世祖銳意圖治，需得力的丞相。有一次元世祖臨幸上都，召見崔斌，元世祖在與他散步時，問他當時最緊迫的事情是什么。崔斌說：“時下最緊迫的事是任命賢人做丞相。”元世祖又問：“誰可擔此大任？”他回答：“安童與史天澤可擔此大任。”元世祖默然良久，崔斌又說：“陛下是不是認為我見識淺陋，所舉薦的人有失于公意而拿不定主意呢？如果是這樣，正好現在您身邊的人都在，問一下大家即可決定。”元世祖答應了他，讓他問一下周圍的人。崔斌于是大聲說：“皇上有旨，問大家：安童做丞相，行不行？”話音未落，大家興奮地高呼萬歲。于是，元世祖就決定讓安童和史天澤做丞相。元世祖十分親近崔斌，常常向他咨詢國事，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

在任地方官期間，他以勿濫殺、便民為首要方略。至元四年（1268），崔斌出守東平（今山東東平）。有一個士兵隨意摔死百姓嬰兒，崔斌知道后，處罰了主將，將這一士兵關在大牢里。從此之后，再也沒有出現擾民、害民之事。在此期間，他還減免了百姓的賦稅。

在襄樊（今湖北襄樊）、潭州（今湖南長沙）戰役中，崔斌許多合理化的建議都被采納。特別是在潭州之戰中，在主將阿里海牙受傷的情況下，他采取了正確的戰略戰術，身先士卒，拿著盾牌，首先登上潭州城，大大鼓舞了士氣。在慶功宴上，阿里海牙端著酒杯向他祝賀：“攻下潭州，就是仰仗你的功勞和力量！”崔斌乘機向阿里海牙建議說：“乘現在敵人驚魂未定，我們不應當再戰，而應曉以利害，招降宋將。”阿里海牙同意了他的建議，宋將果然紛紛獻城投降。元朝將領心怒宋將不早投降而做持久的抵抗，多想屠城。崔斌告訴他們興師滅宋不在殺人，而在得天下的大道理。元朝將領怒氣未消，以為百姓可以不殺，但宋軍必須殺。崔斌告訴他們：“宋軍的將帥是為他們主子打仗的，殺降敵絕沒有什么好處。”這才平息元朝將領心中的怒氣。皇帝知道了這些事之后，非常高興，提拔他為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潭州城的軍民非常感激他，為他立了生祠，以示其救無數生靈的再造大功。

至元十五年，他受到忽必烈召見。忽必烈問他江南各省的情況，崔斌回答元世祖說：“安定天下的根本在于恰當地用人，現在許多地方用人不當。并列舉了權奸阿合馬種種不軌之事。”元世祖立即派人調查，處理了阿合馬一批不法死黨。全部罷免了害民擾民的轉運司，此舉大快人心，天下無不歡欣鼓舞。當時江淮行省沒有合適的人選，朝廷于是任崔斌為江淮行省左丞，到任后，他把以前的所有害國殃民的做法，全部廢除，并向元世祖做了匯報。阿合馬對他懷恨在心，又怕他今后對自己不利，就設法搜羅虛構了有關崔斌的一些無關緊要的事作為罪狀，又設法不讓崔斌面見元世祖，就這樣害死了崔斌，死時年僅五十六歲。崔斌死后，普天下的人都為他鳴不平。

崔彧在政治上有哪些作為？

崔彧，字文卿，弘州（今河北陽原）人，他才氣過人，剛直敢言，元世祖非常器重他。崔彧在政治上的作為，主要是彈劾貪官，指斥時弊。

至元十六年（1279），崔彧奉詔到江南，為朝廷訪求藝術之人。次年返回京城，首言使臣擾亂百姓，請求元世祖治罪其人。至元十九年，被授集賢侍讀讀士，上疏追治阿合馬余黨，認為，凡是阿合馬余黨，都應當追治，即使是守門仆隸，也不應放過。即使郝禎（阿合馬死黨）已死，也應剖棺戮尸，以徹底肅清阿合馬的惡劣影響，端正朝風。至元二十年，又以刑部尚書的身份上疏元世祖“時政十八事”，切中要害，指斥時弊，主張革舊立新，整頓朝風。元世祖看了之后，當即命令能立即執行的立即執行，不能立即執行的，商議之后再執行。

凡是崔彧上奏，元世祖都十分重視，絕大多數都令有關部門執行。他上疏，秉直而言，不隱私情，有時連元世祖的面子也不給。元世祖一心想討伐日本，他卻認為時機未成，元世祖對他說：“你的上疏，就好比射箭一樣，挽弓時是很可觀的，但射出去卻未必能中靶的。”盡管如此，元世祖仍常常“可其奏”。至元二十一年，上疏言盧世榮不能當丞相，觸怒了元世祖，但也只是被罷了官。

至元二十三年，崔彧又被重用，做了中書省右丞相。上任不久，即奏桑哥諸事，指出桑哥及其黨羽專以欺瞞皇帝，魚肉百姓為事，認為凡桑哥弊政，應全部清除。在之后的一系列奏折中，清除桑哥余黨弊政仍是其重要主題之一。這之后崔彧的上疏似乎比以前更直。有一次，他向元世祖上疏說：“桑哥事敗之后，皇帝的使臣有的不拿有璽印的書信，只是口傳圣旨，擅自釋放有罪之人，擅自沒收人家財產，有關的部門難以知其真假。”元世祖說：“誰敢如此？”崔彧回答說：“咬剌也奴、伯顏察兒都做過口傳圣旨，恣意釋放罪人的事。”崔彧所言句句是實，絕無虛辭，更無誣辭。所以，后來中書省上奏，請崔彧任中書右丞之職，元世祖說：“崔彧說話從來有什么說什么，沒有隱瞞，做負進言之責的官再恰當不過。”作為天子的耳目，崔彧是再稱職不過了。

古代人物圖成宗即位，他仍進言不斷。崔彧在御史臺任職的時間很長，性格又剛正不阿，所以得罪不少人。大德元年（1297），朝中有彈劾崔彧的人，成宗怒其妄言，打了這個人幾十大板，并將其逐出朝廷。由此可見元成宗對崔彧的信任。

張珪的生平情況如何？

張珪，字公端，易州定興（今河北守興）人，他是張弘范的兒子。一方面，張珪家族三代人為蒙古滅金、滅宋，立下汗馬功勞；另一方面，張珪從小受業名師，所以在他十七歲時就以管軍萬戶的身份鎮守建康（今南京）。有一次奉命征討地方武裝，一個士兵擅殺民家豬并傷其主人，張珪立斬此兵卒，以嚴明軍紀，很快平息了這些地方的叛亂。因為他的文韜武略，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世祖拜他為鎮國上將軍、江淮行樞密院副使。之后，歷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五帝，皆有政績。

大德年間，張珪在任上調查民間疾苦，濟救貧弱百姓，罷黜貪官污吏。在任浙西肅政廉訪史期間，彈劾罷免郡長吏以下三十多人，其他官府小吏數百人，獲臟物以億計，浙西政風為之一變。

仁宗對張珪非常信任，還在做太子時，仁宗就說：“一定要任命一個真正的尚書中丞的話，非張珪莫屬。”延祐二年（1315），仁宗任張珪為中書平章政事。皇太后想讓鐵木迭兒為太師，別薛為參知行省政事。張珪進言：“鐵木迭兒沒有文化，任太師一職不稱職；別薛沒有功勞，沒有資格任參知行省政事。”皇太后非常生氣，杖責張珪，幾乎斃命。

英宗即位，張珪又得重用。有一次，丞相拜往問張珪：“做丞相應當以什么為重？”張珪回答說：“最重要的是正國君之心，不給邪臣機會；最急迫的是廣開言路，兼聽則明。”有一次，朝廷討論弭災之法，張珪直言：“要想消災免禍，首先應當搞清楚災禍由什么引起。漢朝時，冤殺東海孝婦，當地三年沒有下雨。鐵木迭兒利用國家賦予的丞楣之權報私怨，冤殺蕭拜位、楊朵兒只、賀伯顏，這難道不是導致天災的根源嗎？人死不可復生，但給死者正身份，平反昭雪是可以的，朝廷應該給這些人平反昭雪，以示天下正義。”

泰定元年（1324）六月，張珪與人上疏泰定帝，認為當時“弒逆未討，奸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這些政治上的失策，導致民怨神怒，傷了天地和氣，建議朝廷要想消災免禍，必須從這些地方做起。可惜這些合理的建議沒有被泰定帝采納。泰定二年夏，張珪因年老體病回到了老家。三年春，泰定帝一定要見張珪，專派使者召張珪回朝。泰定帝見到張珪之后，問道：“你來的時候，民間的情況怎么樣呢？”張珪回答說：“我年齡大了，到我家看望我的人也不多，太遠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就我家鄉的情況而言，老百姓餓得很厲害，朝廷雖有賑濟，但一半多的人沒有得到救濟，陛下一定要可憐他們呀！”

張珪向幾個皇帝的進諫，都是切中當時天下的弊端，不管采納與否，張珪都直言不諱，敢忤權要，唯以天下為慮，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幾經挫折，矢志不移，癡心不改。

姚燧有什么才名？

姚燧，字端甫，洛陽（今河南洛陽）人。元代著名學者姚樞是他的伯父。他是元代有名的才子。十三歲就拜當時與他伯父齊名的學者許衡為師，窮理致知，躬行實踐，成為有元一代的名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