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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農業這段時間，由于貫徹了重視農桑的政策，各地的農業生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恢復和發展。農業發展的表現，首先是水利灌溉業的發達。元初，內設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堤。郭守敬作督水少監時，曾親自到華北、西北一帶進行規劃，增辟水田數萬頃。宋、金時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逐步得到了恢復。王禎《農書》中介紹用于灌溉的水車就有七種，其中高轉筒車可引水到二百余尺的高地，這些工具在當時能夠廣泛應用，是和水利事業的發展分不開的。

第二，表現在糧食產量的提高上。到元世祖時期，陜西關中地區的小麥“盛于天下”，關、隴、陜、洛出現了“年谷豐衍，民庶康樂”的景象。長江以南地區產量更高，僅江浙一省的歲糧總數就占了全國歲糧總數的三分之一。少數民族地區農業生產也有很大的發展，當時北至怯綠連河（克魯倫河）、乞里吉思、謙謙州（均在今葉尼塞河上游一帶），南至羅羅斯（四川南部）、烏蒙（云南昭通），均有屯田。

農業發展的成果還表現在：元代我國南北各地棉花種植的逐漸推廣，也是當時農業生產上一項重要成就。

由于南方農業的發展，南道棉的產區擴大得較快。與此同時，棉花在北方陜甘一帶也普遍種植。當時大半個中國，已遍植棉花。

當然，在恢復與發展中，各地情況是不平衡的。由于封建統治機構的腐朽，在元世祖晚年，部分地區在水利、屯田、勸農等項工作上已出現了停滯和衰敗的現象。到元代中后期，水利建設遭到了嚴重破壞，土地兼并加劇，加上旱、疫、蝗、水等自然災害，農業生產進一步衰敗了。

興盛的海運大都是全國的政治中心，當地農產品又無法滿足首都的需求，于是，京都的糧食不得不“仰給于江南”。元政府除了利用陸路交通和運河外，又開辟了一條海運航線。

元世祖派遣伯顏平江南的時候，就曾利用海運把南宋皇家圖書館所藏書籍全部運到大都。但大量運輸糧食則始于公元1282年。這一年伯顏派人從海道運糧到直沽（今天津），開始時用平底船60艘運糧4.6萬石，以后每年增加，最多達到360萬石。航道改過三次，自蘇州劉家港開航，“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

海運比陸運和內河航運要省費得多，不僅“民無挽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而且便于在政治上控御東南。

大運河的重生大運河自隋唐迄宋，大運河主要是以洛陽為中心的一條南北運輸線，經過元朝整修以后，大運河就成為以大都為中心的新型運河了。

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政府利用汶泗諸河的水源，沿著山東丘陵地的西北邊緣，向南開鑿了濟州河，從山東的濟寧到東平開辟了一條人工河道。

公元1289年又開鑿了一條會通河，從山東東平到臨清，和舊運河（即御河）接通。到了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當時任都水監的科學家郭守敬建議，在金代運河的基礎上開鑿一條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利用北京西山泉水及白河水接濟運河水量，總長160余里，這樣從通州就可以順白河到天津。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這三條河道的修成，就從當時黃河所經的徐州，向西北直達衛河上的臨清打通了一條捷徑。糧船可以從徐州直接北上，不必再繞道河南了，省去了六七百里的路程。

從此，北自大都，南至杭州的大運河貫通起來了，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在政治上也起了鞏固統一的作用。五朝元老、一代奸相元朝自忽必烈以后，統治層開始走下坡路，鐵木迭兒便是在此期間出現的著名奸相。

不倒翁武宗海山沉溺于酒色，坐上皇位不到四年，就一命嗚呼了，年僅31歲。太后答吉也不得不嘆服算命先生的未卜先知。按照原先的約定，公元1311年3月，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在大都即皇帝位，是為仁宗。仁宗上臺后尊孔崇儒，力行漢法。他曾緊握拳頭對臣下說：“我之所以重用儒者，因為他們能牢固地維持三綱五常。”他實行科舉選士，重用漢人，但在與奸臣鐵木迭兒的斗爭中，卻始終占不到上風。

鐵木迭兒是五朝元老，平時作惡多端卻像個不倒翁，根本原因就在他的后臺是皇太后答吉。早在武宗時期，做云南地方官的鐵木迭兒就因玩忽職守受到處分，但被答吉保了下來。武宗死后，答吉趁仁宗尚未執政，就下旨召鐵木迭兒為中書右丞相。仁宗天性慈孝，在老母面前總是十分軟弱，只得承認既成事實。

鐵木迭兒居相位兩年就因罪罷官，但他通過皇太后的關系，不久又官復原職。

過街老鼠復相后的鐵木迭兒愈加肆無忌憚，受賄賣官，強占民田，無所不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他的幾個兒子也先后當上了大官，家奴也狗仗人勢胡作非為，連不少朝臣也得讓他們三分。

有個富人張弼因犯殺人罪被關入牢中，向鐵木迭兒送了五萬貫錢。鐵木迭兒派家人脅迫有關官員，要他們放人。事情給捅出來后，中書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勝聯合御史臺四十余名官員，聯名彈劾鐵木迭兒的罪行，所列罪狀，有根有據。他們揭發鐵木迭兒欺下瞞上，蠹政害民，搞得天怒人怨，要求將他車裂斬首，以快人心。

仁宗向來看不慣鐵木迭兒，早就想殺他，又不敢得罪母后，就提拔御史中丞蕭拜住為中書右丞，以牽制削弱鐵木迭兒的權力。這回看了大臣的奏書后，怒不可遏，下詔逮捕鐵木迭兒。鐵木迭兒見勢不妙，干脆逃到太后的宮中藏了起來。投鼠忌器，皇帝也對他這一招毫無辦法，仁宗悶悶不樂了好幾天，畢竟不敢得罪太后，只得把鐵木迭兒罷相了事。

古代風景畫鑒賞小人得意鐵木迭兒罷相不到一年，又東山再起，當上了太子太師。朝廷內外，一片嘩然。御史中丞趙世延拍案而起，又聯絡四十多人，聯名上疏責問：“這種壞東西怎么能當皇太子的老師？”但太后仍多方庇護，皇帝還是對這個頭號奸臣無可奈何。公元1320年正月，仁宗去世。三月，仁宗之子碩德八刺即位，是為英宗。仁宗死后的第四天，皇太后一道懿旨，鐵木迭兒又當上了中書右丞相。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鐵木迭兒開始大肆迫害政敵。

英宗尚未登極之前，鐵木迭兒就傳太后旨，將曾經彈劾過他的蕭拜住、楊朵兒只抓來審問，罪名是他們過去違背太后的旨意。楊朵兒只反問道：“以中丞的職權恨不得殺掉你以謝天下。如果我們真的不從太后的旨意，你還能活到今天嗎？”鐵木迭兒又找來兩個朝臣，讓他們證明楊朵兒只有罪。楊朵兒只對二人吐了一口，說：“二位也是御史臺的人，想不到會干這種下流的勾當。”二人慚愧地低下了頭。鐵木迭兒可不管這些，借太后的旨意將蕭拜住和楊朵兒只當眾斬首。不久，鐵木迭兒又找了個借口，殺了曾經彈劾過他的賀勝，罪名是“便服迎詔”大不敬，就是身穿便服接皇帝的詔書，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賀勝死時，百姓紛紛為他燒紙錢，圍在尸體邊上痛哭不已。

對于第二次彈劾他的趙世延，鐵木迭兒派人對他威脅利誘，如他告發同謀，就許以高官，否則將大難臨頭。趙世延不吃這一套，鐵木迭兒就將他逮至京師，交法官嚴刑拷打，欲置于死地。英宗知道后兩次赦免趙世延，但鐵木迭兒還是不放人，將趙關進死牢，逼他自殺。趙世延在大牢里呆了兩年，寧死不屈，在大臣的呼吁下，終于得旨獲釋。鐵木迭兒聽說趙世延出獄，說：“這是朝臣欺騙皇上干的事。”英宗知道后說：“這是我的主意。”趙世延這才得以虎口逃生。

誅奸相鐵木迭兒排斥異己，結黨營私。英宗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太后答吉死后，鐵木迭兒的權力就被逐漸剝奪，不久生病死了。英宗氣仍難平，下旨砸了鐵木迭兒的墳碑，追奪其官爵，抄了他的家，誅殺了他的黨羽，但是卻赦免了鐵木迭兒的義子御史大夫鐵失。斬草不除根，留下了無窮的后患。文化盛世元朝繼唐宋以后造就了又一個中國文學史上的“黃金時期”。

官修史籍元朝建立之后，沿襲中原舊制，各帝死后，都由翰林國史院或指定史官編纂《實錄》。只有順帝因國亡而未及編寫。明洪武二年修《元史》就是以元代累朝《實錄》及《后妃功臣列傳》等為藍本的。《元實錄》今已佚，僅能從《元史》中略窺其梗概。元代官撰的主要史籍流傳下來的有《宋史》、《遼史》、《金史》。元代官修的大型史籍還有《大元一統志》和《經世大典》等。

由翰林國史院用蒙文編寫、類似漢文《實錄》的《脫卜赤顏》是蒙古皇室的秘史。由蒙古近臣編寫，藏在奎章閣。《脫卜赤顏》后來不斷續修，原本已佚，但在后來編寫的《黃金史》等書中，尚保存一些片斷。

除了官修史籍以外，民間的史學家的成就也不少，馬端臨（公元1254年—公元1323年），字貴與，饒州樂平（屬江西）人。他見杜佑《通典》自天寶以后闕而未備，就仿《通典》的體例，寫成了《文獻通考》。《文獻通考》是一部著重敘述歷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分類通史。全書348卷，分為24類。它以《通典》為藍本，但在選材范圍和規模上都超過了《通典》。內容不僅采用經史，而且摘引奏疏議論，尤詳于宋代史實，反映出他重視近現代史研究的精神。

司馬光《資治通鑒》成書后，其門人劉安世曾為之作注，但此注已佚。元代胡三省重為注釋。胡三省，字身之，浙東寧海人。宋亡，他隱居不仕，寫成了294卷的《通鑒注》。《通鑒》內容繁富，需要訓釋之處較多，《通鑒注》是后人讀《通鑒》必不可少的一部參考書。

特別的元曲元代的元曲，是這個時期文學上最突出的成就。元曲包括劇曲和散曲兩種。劇曲當時稱為雜劇，在元代極為盛行。據統計，有姓名可考的劇作家有80多人，作品有500多種，保存到現在的還有160多種。

在元以前，傳統的文學體裁是抒情的詩歌和散文，而從元以后，文學作品的體裁出現了有情節、有人物、有說有唱的戲劇。

元初城市經濟的逐漸復蘇和繁榮，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激蕩，儒學封建道德思想的約束在各少數民族文化沖擊下的相對松弛，專業劇作家的出現，這些，都是雜劇興起的有利條件。蒙古統治者對歌舞戲曲的愛好，更助長了這個文藝形式的發展。

在至元、大德時期（公元1264年—公元1307年），出現的著名劇作家有關漢卿、白樸、馬致遠、鄭光祖，世稱元曲四大家。他們的代表作品是關漢卿《竇娥冤》、白樸《梧桐雨》、馬致遠《漢宮秋》、鄭光祖《倩女離魂》等。此外，王實甫的《西廂記》也是膾炙人口的名著。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生活，歌頌了人民的反抗斗爭，在藝術性和思想性上都有空前的成就。

第十六章

“浪子”關漢卿關漢卿生活在公元13世紀的元朝，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統一的政權。這期間，不同民族相融合，原來漢族正統禮教思想勢力相對松弛，表現在文學藝術上，就是民間俗文學的興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戲劇的興起。

在中國古代，戲劇作家和演員的社會地位很低，因此關于關漢卿的生平，史冊上只有一些零星的材料。他可能原居山西解州，后來長期居住在都城大都。有人說他“不屑仕進”，也有記載說他曾在皇家醫院任職，但是他對醫術似乎興趣不大，卻熱衷于編戲演戲。

關漢卿關于關漢卿的為人和個性，元人熊自得《析津志》說他“生而倜儻，博學能文，滑稽多智，蘊藉風流，為一時之冠”。正如他那首夫子自道的小曲所言，此人于吟詩、吹簫、彈琴、舞蹈、下棋、打獵等各種技藝無所不能，什么都玩。不過玩得最拿手的是“雜劇”，關漢卿不僅寫劇本，還親自參加演出，常常“面敷粉墨，躬踐俳場”。藝人社會地位不高，但關漢卿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長期混跡于勾欄瓦肆，毫無慚色地自稱“我是個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

關漢卿可能不是個合格的醫生，但他更關注的是人間的疾苦，在玩世不恭的背面，隱藏著冷峻悲涼的內心世界。他憤世嫉俗，以悲天憫人的情懷，訴說著民眾的困苦與無奈。

《竇娥冤》，萬人淚七百年來，一曲《竇娥冤》，賺得多少觀眾淚。《竇娥冤》的全名是《感天動地竇娥冤》。取材于漢代流傳下來的“東海孝婦”民間故事，但劇本反映的時代生活與人物遭遇，卻以元代冤獄繁多的社會現實為依據。

竇娥因家貧被賣給蔡家做童養媳，丈夫早死，婆媳相依為命。流氓張驢兒闖入這個家庭，脅迫竇娥婆媳嫁給他們父子為妻，遭到竇娥嚴辭拒絕。張驢兒欲毒死蔡婆，結果反毒死了自己的父親，便嫁禍給竇娥。昏聵的太守嚴刑逼供，在公堂上，竇娥因不忍見婆婆被拷打而承擔了被誣陷的罪名，臨赴刑場時，還怕婆婆見到傷心，特意請劊子手繞道而行。違法的人并未得到制裁，守法的人卻被“法紀”送了性命。

戲劇的鋒芒直指酷虐的封建統治。當幻想破滅時，這個弱女子憤怒地呼喊出：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

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

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

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

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

哎，只落得兩淚漣漣。

一曲《竇娥冤》充溢著憤懣的情緒，關漢卿借竇娥之口責天問地，發泄了他對現實世界的強烈不滿。社會對于弱者從來就是不公平的，作者對天地不公的詰難自然會引起無數受壓迫的大眾的共鳴。

竇娥冤世上波瀾涌筆底，民間疾苦入戲文。關漢卿寫作勤奮，一生共著雜劇67部，今存18部。其中《竇娥冤》、《救風塵》、《望江亭》、《拜月亭》、《魯齋郎》、《單刀會》、《調風月》等，是他的代表作。這些劇作“寫情則沁入心脾，寫景則在入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傾注了作者對現實與人生的痛切感受，具有社會批判的價值和震撼人心的力度。

近代學人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稱：“關漢卿一空依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為元人第一。”“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如今關漢卿的戲劇已被譯成多種文字，走上世界舞臺，這個七百年前的浪子，被譽為“東方的莎士比亞”。

江山換年代，美丑貫古今。當流氓無賴都成了道貌岸然的大人君子，關漢卿這種剛直不阿的文人也就只配淪為煙花路上的“浪子”了。“憤怒出詩人”，憤怒造就了關漢卿這位奇才，“浪子”千古，究竟幸還是不幸？

散曲與傳奇除元曲外，還有和雜劇中的曲牌一樣而沒有念白和折子的歌曲，稱為散曲，是元代的民歌。其中包括成套的“套數”和“小令”，也出了一些有名的作者和優美動人的作品，據不完全統計，散曲作家中有姓名可考者有18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