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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波羅漫游東方歸來的消息，轟動了威尼斯，從社會名流到一般市民，爭相看望他的人絡繹不絕。馬可波羅回家不久，威尼斯與熱那亞兩個城市，因為市場競爭，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戰斗。

馬可波羅為保衛自身和威尼斯的商業利益，奮勇加入了威尼斯的戰斗行列。激戰結果，威尼斯艦隊大敗，熱那亞人獲得勝利。馬可波羅受傷被俘，關進了熱那亞的監獄。

馬可波羅因為從東方回來已經有點名望了，雖然禁錮在監獄里，監內監外，仍不斷有人找他談東方的事情，而馬可波羅為消磨時光，也經常向同獄的人敘述東方各國的奇風異物。他的敘述，特別引起同獄人魯思蒂謙諾的注意。魯思蒂謙諾是比薩人，從小受到比薩文化傳統的熏陶，精通法語，用法語寫過騎士小說。他覺得馬可波羅的游歷見聞很有意思，如不寫成書，那是非常可惜的。于是征得馬可波羅的同意，將他的口述，用當時在歐洲流行的法蘭西語記錄了下來。

這樣，一部舉世聞名的《馬可波羅游記》或稱《東方見聞錄》就誕生了。公元1299年威尼斯與熱那亞的戰爭宣告結束，馬可波羅被釋放回威尼斯，從此，他經營商業，并娶妻成家，生有二個女兒，再也沒有出外遠游了。公元1324年當他臨近70歲的時候，逝世于威尼斯。

《馬可波羅游記》

《馬可波羅游記》問世后，廣為流傳。600多年來，世界各地用各種文字輾轉翻譯，譯本之多，可能超過了100種，另外，還有許多學者對照各種版本進行校勘注釋，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

古代風景畫鑒賞《馬可波羅行紀》共分四卷，第一卷記載了馬可波羅諸人東游沿途見聞，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記載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宮殿，都城，朝廷，政府，節慶，游獵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東地沿岸及諸海諸洲等事；第三卷記載日本、越南、東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諸島嶼，非洲東部；第四卷記君臨亞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諸韃靼宗王的戰爭和亞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敘述一地的情況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

書中記述的國家、城市的地名達100多個，而這些地方的情況綜合起來，有山川地形、物產、氣候、商賈貿易、居民，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及至國家的瑣聞佚事，朝章國故，也時時夾見其中。

馬可波羅的這本書是一部關于亞洲的游記，它記錄了中亞、西亞、東南亞等地區的許多國家的情況，而其重點部分則是關于中國的敘述，馬可波羅在中國停留的時間最長，他的足跡所至，遍及西北、華北、西南和華東等地區。他在《行紀》中以大量的篇章，熱情洋溢的語言，記述了中國無窮無盡的財富，巨大的商業城市，極好的交通設施，以及華麗的宮殿建筑。以敘述中國為主的《行紀》第二卷共82章，在全書中分量很大。在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關于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百科全書在《行紀》的第二卷，還對杭州有詳細的記述。書中稱杭州為“行在”，“天城”，稱蘇州為“地城”。“行在”是南宋時代對杭州的一般稱呼，指帝皇行幸所在的地方；而“天城”、“地城”，也就是我國諺語“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一種譯稱。對于號稱天堂的杭州，馬可波羅更是贊不絕口，他《行紀》里記載杭州人煙稠密，房屋達160萬所，商業發達，說：“城中有大市10所，沿街小市無數。”并說杭州人對來貿易之外人很親切，“待遇周到，輔助及勸導，盡其所能。”又講到杭州市容整齊清潔，街道都用石鋪筑；人民講究衛生，全城到處有冷熱澡堂，以供沐浴之用，戶口登記嚴密，人口統計清楚，對西湖的美麗和游覽設施，書中更有詳細的記述，馬可波羅稱贊“行在城所供給之快樂，世界諸城無有及之者，人處其中自信為置身天堂。”由于他對杭州特別贊賞，所以幾次來到這里游覽。

馬可波羅是商人，每到一地，對于物產商業的情況很留心觀察和記載。例如他旅行到我國南方的寶應、南京、鎮江、蘇州諸城時，便突出地記載了紡織錦緞綢絹工業，對寶應的記載是“恃商工為活，有絲甚豐饒。”又如他行經東南亞的印尼、斯里蘭卡、印度時，也特別留心記載了各種各樣的寶石、香料與珍珠。這些物品在歷來的東西貿易中，西方商人一直視為珍品。

在《馬可波羅行紀》中，還有專門的篇章談元代通行的紙鈔和中國使用已久之煤。馬可波羅記述忽必烈在京城設有造幣局，先以桑樹皮制造紙張，然后以它制印紙幣，這種紙幣不但通行國內，就是在和外商貿易中也有流通。他還說到在中國北方親自見到“有一種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脈絡，燃燒與薪無異，其火候且較薪為優”。毫無疑問，這是說的我國境內蘊藏豐富的煤炭，其實我國以煤作為燃料，早在漢代便已經開始。馬可波羅在這時還當作“奇異事物”來記述，說明歐洲在13世紀用煤還不普遍，而中國在元代則是司空見慣的事了。

《馬可波羅行紀》對亞洲其他地方，也有大量篇幅的描述。馬可波羅東來中國，主要經過西亞，中亞等地，因此游記里載有不少這些地方的見聞。在中世紀，關于亞洲的知識，以往的旅行家沒有一個比得上馬可波羅記載的那樣豐富。除亞洲外，馬可波羅對東非海岸和北冰洋等地作了一些敘述，不過是根據傳聞，并非親臨其地，所以許多記述往往與實際不符。但盡管這樣，諸如東非海岸的桑給巴爾，馬達加斯加等地，則是由馬可波羅第一次介紹給歐洲人的。

不朽的影響馬可波羅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的海陸兼程旅行家。他的著作，在中古時代的地理學史，亞洲歷史，中西交通史和中意關系史諸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

馬可波羅的游記在13世紀末年問世后，一般人為其新奇可喜所動爭相傳閱和翻印，成為當時很受歡迎的讀物，被稱為“世界一大奇書”，其影響是巨大的。它打開了中古時代歐洲人的地理視野，在他們面前展示了一片寬闊而富饒的土地，國家和文明引起了他們對于東方的向往，也有助于歐洲人沖出中世紀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學術界的一些有識之士，更以它所提供的最新知識，來豐富自己的頭腦和充實自己的著作。如公元1375年的西班牙喀塔蘭大地圖，便是沖破傳統觀念，擯棄宗教謬說，以馬可波羅的游記為主要參考書制成的，圖中的印度、中亞和遠東部分都是取材于《馬可波羅游記》這部著作，成為中世紀有很高科學價值的地圖，以后地圖多以此為依據。

古代風景畫鑒賞馬可波羅的游記對15世紀左右歐洲航海事業的發展也起了促進的作用，當時一些著名的航海家和探險隊的領導人曾經讀過馬可波羅的書，并從中得到巨大的鼓舞和啟示，激起他們對于東方的向往和冒險遠航的熱情。例如著名的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都津津有味地看過馬可波羅的書。哥倫布小時候讀了馬可波羅的游記后非常欽慕中國、印度之文明富裕，特別是書中所載日本盛產黃金“其數無限”，“地鋪金磚”，更是向往已極，正是商人貴族的這種“黃金渴望”驅使哥倫布立志東游，公元1492年起，在西班牙國王的資助下他率領水手接連幾次遠航，到達了中美和南美的東北角，哥倫布認為他所達到的地方就是亞洲的海濱諸島，以為墨西哥就是馬可波羅書中的“行在”，又把古巴島當作日本，并登岸四處尋問有無黃金。他本來要去的地方是富庶的東方，而結果航行到了美洲，發現了新大陸，開辟了由歐洲到達美洲的新航線。哥倫布讀過的那本馬可波羅的游記，現在還保存于里斯本，書的邊欄空白處有他作的許多摘要和注解，反映哥倫布閱讀時多么認真，對它傾注的興趣是何等濃厚！

馬可波羅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將地大物博的中國向歐洲人作出報道的人，他在他的游記中以100多章的篇幅，記載了我國40多處的城市地方，對當時中國的自然和社會情況作了詳細描述。因此，馬可波羅被譽為“中世紀的偉大旅行家”，中西交通史和中意關系史上的友好使者。血雨腥風的朝廷斗爭為了黃袍加身，兄弟叔侄之間爭得你死我活，先輩創下的基業也就在這種內耗中漸漸腐爛，走向崩潰。

嚇死太子忽必烈本打算傳位給太子真金，不料真金卻比他先死，真金之死與忽必烈也不無關系。真金一向看不慣忽必烈所重用的阿合馬等親信，受到一批儒臣的擁護，但對忽必烈則唯唯諾諾，從來不敢越雷池一步，朝政大權始終掌握在獨斷的忽必烈手中。

阿合馬死后，余黨心有不甘，欲伺機陷害皇太子。這時有一大臣上書稱：“皇帝年事已高，應當禪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可加以干預。”忽必烈權勢欲極重，決不會在生前交出政權，大臣上書要求皇上退休無疑是虎口拔牙，對太子有百害而無一利。真金得知此事后深為恐懼。御史臺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就將大臣的奏章暗中壓了下來。

阿合馬余黨探知此事，決計發難，準備向世祖揭發。擁護太子的右丞相安童知道此事已瞞不下去，干脆搶先向忽必烈陳述事情本末，指出阿合馬余黨欲借機陷害太子。忽必烈聽到有人居然要他提前讓位給太子，勃然大怒，厲聲責問道：“你們就沒罪嗎？”安童帶頭認罪，但同時向皇上指出，阿合馬的黨羽此舉目的是要危及太子，搞亂天下。經過勸說，忽必烈才怒氣稍解。阿合馬的余黨雖然沒有成功并受到嚴懲，太子真金也給嚇得心驚肉跳，憂郁成病，不久撒手歸天，年僅43歲。

培養后人真金死時忽必烈已年逾古稀，接班人只能在真金的兒子中選。真金與其妻闊闊真共生三子，長子晉王甘麻刺，次子答刺麻不剌，三子鐵穆耳。闊闊真偏愛小兒子，慫恿大臣勸說皇上立鐵穆耳為皇儲。為使鐵穆耳積聚掌權的資本，就先遣他出鎮北邊，爭取軍功，并委派重臣玉昔帖木兒輔行。

玉昔帖木兒是成吉思汗的四杰之一博爾術的孫子，曾屢立戰功，深受忽必烈重用。他在受命之際，勸忽必烈把真金的舊璽授予鐵穆耳，以正名分，為以后登基搶占先機。

闊闊真又搞到一塊秦朝的玉璽，上刻“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交給鐵穆耳，以為“受命之符”。

刀劍擁立的皇上公元1294年，忽必烈去世，宗室諸王會集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議立新君。宗王大臣討論了三個多月，仍難拍板。

當時，惟一能與鐵穆耳分庭抗禮的是他的大哥晉王甘麻刺。甘麻刺也曾出鎮嶺北，統領成吉思汗的四大宮帳和北方諸軍，管轄蒙古本土，擁有相當大的勢力。支持甘麻刺的宗王認為長孫繼承帝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鐵穆耳一派堅持先帝已有遺言，不可更改，而且鐵穆耳掌有天命之符。最關鍵的是鐵穆耳得到伯顏和玉昔帖木兒兩個重臣的支持。

為了排斥諸王的異議，在大臣集會上，伯顏手握寶劍，立于殿階，大聲宣讀祖宗寶訓，陳述立鐵穆耳為帝的理由。伯顏詞色俱厲，諸王嚇得大腿發抖，紛紛跪下連連磕頭。玉昔帖木兒則向甘麻刺施加壓力說：“先帝逝世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虛，祖宗的基業不可無人繼承，國家不可一日無主。鐵穆耳既有先帝的遺言，又有受命之符，你身為宗盟之長，怎么能一言不發？”甘麻刺情急之下，只得無可奈何地表態：“皇帝一旦登基。我自然北面事之。”于是在群臣的勸進下，鐵穆耳終于當上了皇帝，是為元成宗。

垂拱而治成宗繼承祖宗創下的偌大家業，史書上稱他“垂拱而治，善于守成”。實際上也就是坐吃前人的遺產，混混日子，無所作為。成宗即位五年，還不知六部官員是誰。成宗一朝，政府機構龐雜，貪官污吏橫行。

成宗晚年多病，更是不管國家政事，皇后、魯罕和中書右丞相哈刺哈孫各自拉幫結派，成宗曾立其子德壽為皇太子，不料德壽比成宗先死。

公元1307年，成宗去世，大元內部為爭帝位又起紛爭。成宗晚年多病，政事多由皇后卜魯罕做主。卜魯罕對成宗的二哥答刺麻八刺的妃子答吉十分忌恨，將她貶出京城，卻未曾料到自己最終栽在答吉所生的兩個兒子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的手中。

爭權開始海山19歲時就帶兵出征，鎮守漠北，手中握有軍權。成宗死后，皇后卜魯罕企圖垂簾聽政，左右國事。她唯恐海山回來奪位，不把成宗去世的消息通知海山，打算推舉忽必烈的孫子阿難答為帝，其理由是：阿難答是成宗的親叔伯兄弟，國家事重，宜立長君。

但右丞相哈刺哈孫堅決不同意。皇帝一死，他就把京城官衙的印信全部收繳，封存府庫，然后裝病躺倒，對內宮傳出的旨令拒之門外。這時正好海山派遣康里脫脫至大都（今北京）議事，哈刺哈孫讓他趕緊逃回，向海山通報大都的情況。海山聞訊大怒，馬上發兵南下，無奈路途遙遠，一時難以趕到大都。

迎接海山與此同時，哈刺哈孫又遣密使通知答吉母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得到密報后，忙與部下商議。謀士李孟勸他：“當帶上母親，以奔喪為名，速往大都，盡快挫敗對手的奸謀。”公元1307年2月，愛育黎拔力八達奉母妃入京師，哈刺哈孫連夜送去密信說：“海山路遠，不能及時趕到，夜長夢多，還宜事先而發。”謀臣阿沙不花也勸愛育黎拔力八達先下手：“先入者勝，后入者敗。皇后一旦垂簾聽政，我輩遲早都是她的階下囚。”

皇后卜魯罕和阿難答正準備在三月初三動手，愛育黎拔力八達搶先發難，于初二率領衛士闖入皇宮，將阿難笞、卜魯罕其依附他們的大臣一網打盡。

這時，諸王建議愛育黎拔力八達乘勢登上帝位，但他顧忌長兄海山手握重兵，不敢貿然稱帝，只是號稱監國，以李孟為參知政事，遣使去迎接海山。

答吉都是“算命”惹的禍答吉見大局已定，就請陰陽先生給她兩個兒子算一算命，結果算出來海山“荒落有災”，運祚不長。答吉派人給海山傳話說：“你們兄弟倆都是我的親骨肉，我沒有什么偏心，但陰陽家的話也不得不考慮。”

海山聽罷，沉下臉一言不發。他找來康里脫脫說：“我十多年來一直守衛在邊陲，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何況我是老大，理應我坐皇位。現在太后居然相信算命先生的胡言亂語。天道茫茫，誰能預知？如果我登基后，實施的政策上合天心，下符民望，即使只做一天的皇帝，也將名垂萬年。怎么能因陰陽家的幾句話就違反祖宗的規矩？一定是朝中那幫權臣平時作威作福，胡作非為，怕我日后跟他們算賬，故意造謠生事，企圖阻撓我上臺。脫脫你先去京都見我母親，觀察動靜，有什么情況火速回報，我整軍隨后就到。”

答吉聽說海山已兵分三路南下，大驚失色，忙對脫脫解釋：“那些話是陰陽家說的，不信就算了，我不過是出于愛，為他們考慮罷了。大敵已經清除，宗王大臣也已決定讓海山繼位，太子還有什么好遲疑的？叫他快來京吧。”

她又屏退左右，私下對脫脫說：“海山這個孩子天性孝友，他當皇帝是人心所向。這回一定是聽了別人的挑撥，你趕快回去為我彌補過失，使我們骨肉之間不發生誤解，和睦相處，你就立下大功了。”

脫脫說：“太母不必過慮，我隨海山多年，頗得信任，我馬上回去向他解釋明白，只要你們能相互信任，不起內訌，這是我最大的愿望。”

塵埃落定為了消除海山的疑心，答吉先派了大臣阿沙不花迎接海山。阿沙不花向海山匯報了這場宮廷政變的始末，以性命向他保證：“你老弟之所以當監國是為了以防不測，他正等著你回去當皇帝呢。”脫脫趕到后又傳達了答吉的意思，海山這才放下心來。

公元1307年5月，海山領兵到上都。愛育黎拔力八達隨母來迎。蒙古各部諸王在上都集會，決議廢卜魯罕后，將她趕到外地賜死、誅殺阿難答及其親信，一致推舉海山為皇帝，海山即位，是為武宗。武宗當然也不能虧待“平定內難，為兄清道”的胞弟，于是在同年6月，立其弟為皇太子，使其成為皇位的法定繼承人。兄弟倆約定，愛育黎拔力八達去世后，再由海山的兒子繼位。一場皇位爭奪戰總算塵埃落定。

國力的恢復統治者一方面為權利而斗爭，另一方面也在維持元朝當時大國實力。

重農政策在蒙古對金作戰期間，北方勞動人民大量地死亡和逃散，生產力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從成吉思汗到元世祖，一直存在著農牧爭地的問題。在戰爭之后，北方農田大量荒廢為牧場。

在中原和江南地區先進農業經濟的影響下，蒙古統治者不得不放棄其落后的游牧經濟和剝削方式，而采用“以農桑為急務”的政策。在元軍攻宋的過程中，對農業生產的破壞較之北方要輕一些。這種“使百姓安業力農”的思想，還貫穿在其他許多行政措施和命令中。如考核地方官吏時，決定升遷的首要條件是“戶口增、田野辟”。重農政策的結果，也使蒙古封建領主逐漸轉化為封建地主。

中統二年（公元1261年），忽必烈就設立勸農司，派出許多勸農使分赴各地整頓農桑。至元七年二月（公元1270年）又成立司農司，下設四道巡行勸農司。

同年十二月改司農司為大司農司，添設巡行勸農使、副各四員。由勸農司到大司農司，反映出對農業的逐步重視。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詔以大司農司所定《農桑輯要》一書頒行各路。

組織村社元人在大力提倡墾殖的同時，又擴大屯田網，除軍屯、民屯外，還有軍民和屯等形式。據歷史記載，當時大漠南北的屯田是卓有成效的。元初，民間有自發組織的“鋤社”，“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間有病患之家，共力鋤之”，往往“苗無荒穢，歲皆豐熟”。元政府在此基礎上發展為村社形式，規定“諸縣所屬村，凡五十家立為一社”。社長組織居民墾荒耕作，修治河渠，經營副業。這種村社是農村基層組織，成為恢復生產的一種積極手段。

此外，在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方面還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如遷徙民戶充實內地和西北地區，聽民自買荒田曠土，延期課稅，對貧困的屯田戶和遷民，給以牛具、農具和種糧；清理豪強侵占的土地和民戶，推行大規模的“籍戶”（調查登記戶口），釋放部分奴隸從事農業生產，以及興修水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