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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隱居者南宋朝廷降元不久，江淮西部尚未被元軍攻克的諸城，很快因防區統帥夏貴出降而盡為元有。江淮東部則在戍守揚州的防區統帥李庭芝指揮下固守。謝太后、幼主先后遣使至城下命李庭芝投降，他回答：“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宋皇室北覲途中，謝太后又寫信勸降說：“如今我和少主都已經臣服，你還在為誰守城呢？”李庭芝命弓箭手從城上射退信使，出兵劫持“圣駕”，失敗。不久，元軍圍攻揚州。元將阿術遣使持忽必烈詔書諭降。李庭芝斬使焚詔，誓以必死。

1276年盛夏，揚州附近諸城多力竭納款，揚州城里也很快糧盡。士兵至有烹子而食的現象。正在這時，出逃到南方的宋流亡小朝廷召李庭芝南下。李庭芝乃與姜才出城，想經泰州入海南航，結果被元追兵包圍在泰州城中。留守揚州的朱煥早已萌生降意，李庭芝和姜才一走，即以孤城投元。李庭芝、姜才被泰州降將出賣，在元營不屈死節。揚州一失，淮東宋軍殘部人心動搖，元軍乘勢盡得其地。

杭州城被元軍占領以前，宋廷匆匆封幼帝的兩個庶弟趙罡、趙咼為益王、廣王，分鎮福州、泉州。兩王在宋廷奉表請降的次日逃離杭州，稍后取海道進入福建。于此前一日晚間出走的丞相陳宜中，也往投二王謀復國之舉。1276年6月中，益王趙星在福州即帝位，后來被稱為端宗。弟趙晶再受封為衛王。南宋流亡小朝廷建立。杭州投降前出使元營，被伯顏羈留軍中的文天祥，在北解途中逃脫，這時也輾轉來投趙罡。這個流亡政權力圖憑借福建，規復兩浙和贛南。江西、兩浙地區聞閩廷頒詔，也“在在起應。蜂屯蟻附”。東南地區南宋殘部的抗元斗爭，由是形成兩次聲勢較大的短暫高潮。

閩廷建立之初，即分遣諸軍，企圖收復兩浙淪陷各城。不少降元州城重新起兵，而且連軍攻元，“民多應之”，一時造成云從景附的振奮局面。宋軍勢力，曾經到達江西東南部。但是不出兩個月，抗元宋軍先后失敗。元軍反而渡過錢塘江，完全克滅兩浙的殘余勢力，又在秋末分三路進攻閩廣。流亡政權遂從福州取海道南逃。元軍全線向南推進，到1277年初，宋在福建的勢力幾乎陷于崩潰。正在這時，元廷為集中精力應付西北諸王之亂。撤回征宋軍隊戍守中原。于是宋軍絕處逢生，乘機在福建和江西展開第二次規模較大的抗元攻勢。如果說前一次攻勢是據閩攻浙，那么這一次是退據廣東而攻閩、贛。流亡政府已差不多是在作困獸之斗了。

在江西的攻勢，主要是由文天祥指揮的。他自從參加流亡政府以后，一直在前線督師。先開府南劍（治今福建南平），復移治汀州（今福建長汀），執行據汀攻贛的戰略任務。1276年秋末，他分軍進寧都、雩都（今江西于都），聯絡贛州城里的抗元力量，準備“結約取贛”。江西各地義軍起而響應。但是由于元軍大舉進攻福建，文天祥不得不抽回兵力以抵御元兵東來。江西的宋軍失去相互應援，陣腳大亂，紛紛敗績。1277年6月，乘元軍主力北歸，文天祥從梅州（今廣東梅縣）北逾梅嶺，再次進入江西。宋軍連下會昌、雩都、興國，收復贛州、吉州大部。江西其他地區也多有呼應的行動。荊湖、閩廣甚至江淮都有抗元力量與文天祥聯絡，愿意受其節制。這時候，南宋流亡小朝廷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

然而二次入贛的聲勢持續不過兩個月，便被元軍摧敗。至元十四年（1277）七月，元廷立行中書省于江西，專事進討。八月，元軍襲攻文天祥設在興國的指揮部，“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降其眾廿余萬”。文天祥差不多是只身脫走，妻妾兒子都被元軍俘去。江西戰局至是驟然逆轉。其他地區的義兵亦都被擊滅。

江西綏靖后，元軍一路逾梅嶺進擊廣東；另一路掃蕩福建，從那里進入廣東。這段時間，益王政權由潮州移駐廣州淺灣內的秀山，再奔井澳（即今澳門以南諸小島所在洋面），遇風舟敗，軍士死過半。繼而又避追兵入海至七洲洋（今海南島以東的南中國海域）。次年春，還廣州，又移硐洲島（在今湛江外的洋面上）。四月，趙罡受驚嚇死于硐洲。張世杰、陸秀夫等擁立8歲的衛王趙爵為帝。六月，張世杰率軍欲收復雷洲（治今廣東海康），失敗。于是奉帝昺移師至廣州灣內的新會南百里洋面上的厓山。這時他還有舟船800余艘，士卒萬人。

即使到大難臨頭的時刻，這個小朝廷仍不肯放棄內斗。文天祥過去曾要求帶兵入朝護駕，被陳宜中拒絕。益王死前不久，他在硐洲東南海濱的乾溪山（船癔）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再次請入朝，仍不許。他只好在潮州、惠州一帶領殘軍堅持抗元。

就在廣王政權移駐厓山的同一個月，即至元十五年（1278）六月，元廷召漢地最著名的世侯之一張柔的兒子張弘范，委以蒙古、漢軍都元帥，命他往殲廣王政權。張弘范薦李恒為副帥，率水陸軍2萬，滅宋殘部。十二月張弘范至潮陽。前軍擊潰自潮陽走海豐的文天祥，擒之。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元軍從潮陽循海路往壓山，途中命囚系隨軍的文天祥修書招降張世杰。文天祥乃書《過零丁洋》詩授之，留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

至元十六年二月初，張弘范、李恒兩軍會合后，對宋厓山水師發起總攻。激戰經日，宋兵全軍潰敗。陸秀夫仗劍驅妻子人海。自己背了廣王趙昺跳入水中自沉。張世杰率10余艘船艦連夜突出重圍趨交趾而去，途中遇颶風船壞，溺死。南宋流亡小朝廷滅亡。

厓山之役的前一個月，宋合州釣魚城（為合州治所，在今四川合川東北）守帥王立出降。至是，南宋的疆域，基本上全為元王朝據有。

南宋的歷史就這樣結束了。不過它卻因為文天祥的慷慨殉國而擁有了一個悲壯的尾聲。這個尾聲，至少讓那些目睹耳聞宋室君臣北覲恥辱的人們對這個堂堂大朝不至于完全蔑視。

亡宋的少帝、太后和宋室官僚于至元十三年（1276）四月到達忽必烈的駐夏地上都。五月初一，就是趙顯的庶弟益王在福州宣布登基的同一天，趙顯和他的太后母親及由從前的宰相等高級官僚充任的“祁請使”，奉命到上都城西的元王朝太廟禮拜。五月二日，忽必烈正式接見被他打敗的亡國君臣。接見的地方在上都城南的草地帳殿里。趙顯被封為“瀛國公”。然后舉行國宴慶祝平宋。宋朝的君臣也奉命參加，實際上是把侮辱作為榮耀賜給他們。忽必烈對南宋的降將一向很有一點看不起。他曾問他們：“你們為什么投降得如此容易？”諸將回答：“宋有權臣賈似道擅斷政柄，總是優容禮待文士，而就是輕視武官。臣等早已有不平之心，心離體解，所以都望風而款降啊！”忽必烈大概是用蒙語作答，讓董文忠譯成漢語說：“即使賈似道真的輕視你們這班人，那也僅只是賈似道一人的過錯而已。而你們的君主又有什么對不起你們的呢？即使事實如你們所說，那么賈似道輕視你們也確實是有道理的。”不過，在那天宴會的場合下，忽必烈還不至于這樣奚落他們。他只是好奇地問以宋宰相身份擔任“祁請使”的吳堅：“你年紀已很大，為什么還要當丞相治理朝政？”吳堅回答，因為朝中人都逃走了，所以他才當上丞相。他連忙要求忽必烈準許他歸老。

蒙古人參加宴會自然“眾皆歡甚”，但也有人體味出其中的辛酸，聰睿的察必皇后就心中不樂。忽必烈問：“我現在平定江南，從此天下沒有戰爭。大家都喜歡，只有你不高興，這是為什么？”察必跪下來說：“我聽說自古無千年之國。但愿不要讓我的子孫也落到今天趙官家母子的地步，那就是最大的幸運了！”忽必烈把宋國庫中的寶物都展放在殿庭上，叫察必來看。察必看一眼就走。忽必烈叫人追問她想要什么，她說：“宋人貯蓄這些寶物傳給子孫，子孫守不住它們，現在歸于我家。我不忍心拿走其中任何一件東西！”

古代人物圖鑒賞與宋皇室不一樣，文天祥卻在屈辱的處境中莊敬自重，以四年被囚禁的苦難譜寫了一首“正氣歌”。

被元軍俘獲不久，他就被押到元軍前線統帥張弘范處。張弘范一心想勸他投降，文天祥的回答就是反復“請死”。壓山戰后，張弘范問他：“國家已經滅亡。現在殺身成仁，誰來替你記錄？”文天祥回答：“人臣以死來表達自己的心跡，哪管記錄不記錄。”

至元十六年十月，文天祥被元朝押至大都。與文天祥同樣是狀元宰相的留夢炎先去勸降，受到一頓痛斥。然后是亡國之君“瀛國公”來勸，文天祥一見即“北面拜號”，乞求“圣駕”回馭，不讓趙顯開口。于是輪到元朝當國的權臣阿合馬（回回人）視獄。文天祥長揖不拜，徑自就座。阿合馬當時正氣焰沖天，問他：“你把我當做什么人？”文天祥答：“剛剛聽人說，宰相要來。”阿合馬問：“既然知道我是宰相，為什么不下跪？”答曰：“南朝宰相見北朝宰相，為什么要跪？”阿合馬不高興，對左右隨行人說：“這個人的死生還在我手中。”文天祥說：“亡國之人，要殺便殺，說什么在你手中不在你手中？”阿合馬悻悻而歸。

于是元朝將文天祥長期關押起來，想由此逐漸消磨他的意志。但事經兩三年，文天祥不改初衷。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忽必烈親自召見文天祥，以元朝宰相或樞密使的高官勸他投效元朝。文天祥仍長揖不肯跪拜，聲言“天祥為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同月，忽必烈決定處死他。文天祥得到消息，鎮定地說：“吾事了矣！”神態高揚而不稍變。至刑場，又寫下兩首詩。其二曰：“衣冠七載混氈裘，憔悴形容似楚囚。龍馭兩宮崖嶺月，貔貅萬灶海門秋。天荒地老英雄散。國破家亡事業休。惟有一靈忠烈氣，碧空長共暮云愁。”乃從容受刑，死時47歲。蒙元時代的中外關系“如果……我們寫了你們所不知道的任何事物，你們不應該因此就稱我們為說謊者。”

——普蘭·加爾畢尼：《蒙古史》

傳奇人物和傳奇事跡700年前的一天，“有三個男子漢從一艘不很大的帶漿帆船上走了下來。在威尼斯的石砌碼頭登岸。他們剛度過許多星期的海上生活，兩腿還不適應堅硬的地面，走起路來搖搖晃晃。沒有人到碼頭上迎接；要不是他們衣著檻褸，引人注目，這次歸國可能湮滅無聞。他們‘從神態到口音都說不出來地帶有韃靼味，幾乎把自己的威尼斯方言忘光了’。他們腳穿高至膝蓋的臟皮靴，身穿綢面皮袍，另有緞帶緊系腰間；綢面的質地很考究，但已露出一些碗大裂口，從里面漏出了粗裘毛襯料。這些破爛不堪的大袍是蒙古式的，下擺只長及雙膝，前胸用一排圓形鋼鈕扣扣住。

“他們到家后一下子就脫去破爛不堪的皮袍，換上長可拖地的緋紅色威尼斯式綢面大袍。接著他們拾起又臟又破的蒙古袍，撕開襯里。那些原先藏放在衣縫里的翡翠、紅寶石、石榴石和鉆石紛紛掉落在地上”。

以上是弗朗西絲·伍德在《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一書（該書漢譯本已出版）中轉述的馬可·波羅回到威尼斯200年后的人們對當時情景的追記。保存到今天的一份1305年的威尼斯城葡萄酒走私案卷宗提到了馬可·波羅，因為他是此案中葡萄酒走私商的保證人之一。這份文件稱他為“馬可斯·波羅，米利恩”，意即“百萬先生馬可·波羅”。今天，人們都相信，他所以會有這樣的別號，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善于講故事，甚至經常言過其實的人。他“每次談起蒙古大汗的巨大財富，都說他們擁有數以百萬計的金幣”。不過，如果沒有那本著名的《世界記》（或譯《環宇志》），幾百年后的人就很難了解，這個在威尼斯歷史檔案里偶然露過兩三次面的“馬可斯·波羅”，究竟是怎么樣的人。

大約13世紀末葉，馬可·波羅在一次戰爭或商船間的武裝沖突中被熱那亞人俘虜監禁。他與一個至少寫過幾種關于亞瑟王和他的圓桌騎士傳奇故事的通俗小說作家魯思梯切諾關在一起。《世界記》序言說：“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紀元1298年，他（指馬可·波羅）因被囚禁在熱那亞的監獄之中，很想打發空閑時間并向讀者提供消遣讀物，于是讓囚于同獄的比薩人魯思梯切諾先生將他所述這些內容全部筆錄下來。”這部書在歐洲被廣為傳抄、譯介，因此使馬可·波羅成為一個聲名遠揚的傳奇式英雄，當然也因此使各種寫本或譯本的內容及文字之間發生極大的差異。這曾讓近代最著名的東方學家伯希和絞盡腦汁，“為了譯出一部條理清楚，又引人入勝的文本而引用了令人分辨不清的多種抄本，以致有些頁引用各式文本達四十二種之多”。

馬可·波羅的父親和伯父都是威尼斯商人，所從事的，是西部歐亞、西亞以及西南歐之間的居間貿易活動。所以他們可能經常要去里海北岸的商業城市。根據《世界記》的介紹，1260年初，他們在那里經商時，正遇到欽察汗國與伊利汗國間的戰爭。由于擔心歸途受阻，他們就繼續東行，盤留于錫爾、阿姆兩河間的不花刺等地。后來隨旭烈兀派到元朝的使臣一起到達上都。這時應當是1265年中葉前后。據說在回國的時候，波羅的父親和伯父把元朝的一封國書帶達羅馬教廷。1271年，他們又謁見新上任的教皇格利高里十世。最終攜帶教皇寫給忽必烈汗的信函重訪中國。這一次，他們還帶上了年輕的馬可·波羅同行。1275年，他們到達上都。從這時候起，直到1291年春與遠嫁伊利汗的闊闊真公主和伊利汗的奉迎使一起從泉州坐船西行，馬可·波羅一行在中國留居長達17年之久。

根據馬可·波羅在《世界記》里的自述，在中國的17年中，他先留在大汗的朝廷里學習有關禮俗、語言文字等，其后奉忽必烈之命出使哈剌章（指前大理國所在地，當時，也用作對云南的泛稱），“離開汗八里（蒙語“大汗之城”，指大都），西行整整四個月”。這趟西南之行的時間，據專家推算，大約是在至元十七年（1280）或稍后。以后他又奉使各地，包括在揚州任職三年（不一定是做那里的行政長官），多次到杭州城辦事；往返行程，大多是經由從大都南行到揚州，再到杭州，南至福州、泉州一線的元朝驛站主干線。大體是在至元二十四至二十六年（1287～1289）左右，馬可·波羅可能曾遠行印度，行跡所至主要應是馬八兒地區（即印度半島南端的東岸地區）。1290年春夏之際，他因為熟悉航海西行的情況，被選定陪同伊利汗國的使臣護送闊闊真公主遠嫁西域，然后歸國。

正像幾乎所有的回憶錄一樣，馬可·波羅對自己中國之行的回憶，在具體年代、事實（尤其是數目字）、地理狀況等方面有不少不準確的和前后不相一致的地方，很多的地名、人名更因游記文本被輾轉傳抄變得難以釋讀。但是其中有很多描述，不是曾經身歷其境，或者親身得之于當時統治層內的口耳相傳，是很難講得像《世界記》中那樣詳實、具體而準確的。例如，馬可·波羅這樣描寫西湖上的游艇：“在湖上還有許多游艇和畫舫，長十五至二十步，可乘坐十人、十五人或二十人。船底寬闊平坦，船行時不會左右傾斜搖晃。那些愛好泛舟游覽的人，或攜家帶眷，或邀請一些朋友，雇上一條畫舫，蕩漾在水平如鏡的湖面上。畫舫上桌椅板凳、宴客的設備，無不布置得整齊清潔，舒適雅觀。船艙上鋪一塊平板或說甲板。船夫站在上面，用長竹竿撐船前進。湖水不過三四米深。他們長篙輕點，直達目的地……船身兩側均有窗戶，可以隨意開關，便于游人坐在桌邊，倚窗眺望，飽覽沿途綺麗的湖光山色。……因為湖面寬闊廣大，相當于全城的長度，假如佇立在離岸一定距離的船上，不僅整個宏偉、瑰麗的城市，它的宮殿、廟宇、寺院、花園，以及長在小道上的參天大樹，都可以盡收眼底，同時又可以觀賞其他畫舫載著游湖行樂的男女，輕輕地在湖上穿梭似地來來往往。”

在講述位于大運河流入長江處的瓜州鎮（在今江蘇揚州）時，馬可·波羅提到，“在瓜州城對面的大江中心，屹立著一座巖石構成的島嶼，島上有一個大寺院，住著兩百名和尚，敬奉偶像”。這里說的“巖石構成的島嶼”和島上的大寺院，就是鎮江的金山和金山寺。

馬可·波羅對中國北方的熟悉程度，顯然還要遠遠超過南部中國。他很詳細地敘述了發生在至元十九年（1282）的王著刺殺當朝宰相阿合馬的事件，說：“當上述這一切事件發生的時候，馬可·波羅正在那里（指大都）。”他還有聲有色地講述了元朝平定東北叛王乃顏的戰爭經過。他說到，忽必烈親征乃顏時乘坐的是象轎。這一點與漢文史料的記載相符合。他又說，乃顏是一個基督教徒（應是基督教聶思脫里派信徒），他把十字架畫上了自己的戰旗。這是一條非常有價值的史料。因為漢語文獻雖然講到乃顏“離佛正法”（就是信奉一種有異于佛教的宗教）、“惑于妖言”，卻沒有留下關于他究竟信奉什么宗教的明確記載。從聶思脫里教派當時的傳播情況看，乃顏皈依這一教派是完全可能的。馬可·波羅還提到乃顏是按照“不出血死”的方法被處死的。而根據漢語文獻，我們只知道乃顏死后被扔進了附近一條名叫失列的河里。他被按照處死蒙古貴族的傳統方式執行死刑，也完全符合當時的情勢。馬可·波羅的這些訊息，無疑是從元朝官場知情人的口中獲得的。乃顏之亂發生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馬可·波羅大概要從馬八兒回到中國以后才能聽說這件事。這時候離他南走泉州、航海西歸已經沒有多久了。

在漢語史籍中沒有留下任何有關馬可·波羅的直接記載。漢文文獻中先后提到過好幾個“孛羅”或者“孛羅丞相”。但他們都是蒙古人，其名稱乃是蒙古語（bolod譯言鋼鐵）的譯音，與馬可·波羅的歐洲姓氏polo也不相干。那么，這個在威尼斯以“百萬”先生著稱的人，真的到過中國嗎？很久以來，總是有人在不斷地提出這個問題。

古代風景畫鑒賞懷疑馬可·波羅來過中國的人們，提出以下這些理由來支持自己的看法：首先，雖然馬可·波羅講述的旅程大體上是自西向東，再從東亞回到西方，但他的經行路線時常中斷，突然跳躍到另一個端點重新開始，順序顛三倒四。所以“雖然現在還有人沿著馬可·波羅的足跡，繼續進行考察，但一些卓越的旅行家在有人向他們詳細詢問時承認，在波斯以遠地區一步不差地沿著馬可·波羅的足跡旅行實際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其次，他在書里談到的若干情節明顯地屬于自我吹噓和作假的性質，例如他說自己是元軍攻占襄樊時在前線制造回回炮的人，又說自己曾做過三年揚州城的長官，等等。

再次，他在中國生活長達17年，為什么一句也沒有提起關于中國的許多最獨特的事物，例如女人的小腳、茶、長城、筷子，還有漢字，而這些本來應當是最能吸引馬可·波羅本人以及他的本國讀者的好奇心的。

最后，就如前面已經提到的，中國的漢語文獻汗牛充棟，但居然沒有一件直接提到過這個傳奇人物。“不見經傳，耐人尋味”，因而使人生疑。

懷疑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人，于是把他的《世界記》看做是由一個講故事的能手和一個三流的通俗傳奇作家合作，根據一本通商指南或導游手冊之類的讀物編寫而成的世界地理概述，而不是真正的具有行程日記風格的個人游記。在他們看來，馬可·波羅關于中國的知識與他所宣稱的17年在華體驗是根本不相稱的。

中國學術傳統歷來強調“說有容易道無難”的原則。懷疑馬可·波羅來過中國的人們，也許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些理由全部迭加起來，似乎仍不足以排除他本人的說詞。要一個人在事隔十多年后“一步不差地”把過去的復雜旅程回憶出來，這差不多是一種苛求。馬可·波羅的旅行路線，除了幾次明顯的中斷和插敘，基本上是可以按元朝政府所設驛站的走向予以復原的。他確實在有些地方自我放大，浮夸吹噓（如在襄陽造炮），不過難道我們可以據此而將他的全部敘述視為不可信嗎？

在中國生活了17年的馬可·波羅，對于這個國家里占據人口大多數的漢族居民的文化和習俗，了解得確實很少。不過，它發生在元朝這樣的時代背景中，就又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元代早期，統治上層中間蒙古、色目人的影響仍具有壓倒的優勢。真正受信任的漢人大多會說蒙古語，可以不資“舌人”而與蒙古君臣對話。有些漢人對蒙古語的掌握甚至能精深細微到連蒙古皇帝也深為吃驚的程度。從西域到中國來的“回回人”，有些人的母語是與蒙古語十分相近的突厥語，有些人的母語雖然是波斯語，但因為長期被伊斯蘭化的突厥人所統治，也都會說突厥語。所以元初在上層社會里最重要的交際語言并不是漢語。一個生活在這樣的圈子里的外國人，對漢語和漢族的文化所知不多，并不見得完全不可思議，盡管漢文材料中沒有直接出現馬可·波羅的名字，但我們至少有一件史料直接與馬可·波羅的在華事跡相關。這就是元朝向伊利汗出嫁闊闊真公主之事。據馬可·波羅說，伊利汗阿魯渾在他的王妃死后，派遣三名使臣到元朝，要求娶一個與已死王妃同族屬的女人。忽必烈選擇了一位公主讓三名使臣帶回去。公主和三名使臣的名字，分別是cocacin（闊闊真），oulatai（比較下文中的“兀魯癑”）、apusca（比較下文中的“阿必失呵”）和coja（比較下文中的“火者”）。在《永樂大典》摘抄的關于元代“站赤”（即驛站管理系統）的公文中，有一條材料說：至元二十七年（1290）八月十七日，尚書阿難答、都事別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魯疲、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內九十人已支分例（按指支發沿途的食宿津貼），余七十人，聞是諸王所贈遺及買得者，乞不給分例口糧”。奉旨：勿與之。

這一則材料所說“往阿魯渾大王位下”的三使臣，就是護送闊闊真西行的奉迎使。三人的名字，與馬可·波羅所說完全符合。更重要的是，使團回到波斯時，三人中除火者外已死去兩人。所以波斯語文獻中就只有火者一人的名字。除非馬可·波羅能在西域某地抄到上引漢語的文獻（這在當時條件下是不可能的），他怎么可能遙在千萬里之外知道包括已死去的兩位在內的三名使臣的名字？這一點足以證明他確實與三使臣從中國同行西航。

此外，《世界記》中有關當時事件的若干詳實敘述，包括最新近發生的平息乃顏之亂的情況，顯然不會包括在導游書中間。如果不是在中國當地，而要遠在西亞卻打聽得這么細微準確，其實也都是很難的。

馬可·波羅來華的懷疑論者對現實存在的《世界記》一書充滿根本的懷疑，卻很愿意假定曾經存在過某種詳細記載中國種種事情的“導游手冊”，并斷定它是《世界記》關于中國知識的來源。雖然關于這本“導游手冊”本身，我們至今還一無所知，但它卻對懷疑論者至關重要。因為如果沒有它，他們就無法回答下面的問題：從來沒有到過中國的馬可·波羅，是從哪里獲得這么多有關中國的詳細情報的？

不過相信馬可·波羅來過中國的人也面臨一個很具有挑戰性的問題：這個自稱具有很高地位，但又“不見經傳”的外國人，在元朝到底擔任何等的角色？

他自然沒有像他所吹噓的那樣做過揚州路的總管，或類似的高級行政官僚。很多學者都不約而同地指出，馬可·波羅主要是用一副敏銳的“商人的眼光”觀察他所經歷的世界。在他描述各地情況時最經常提到的一項內容，就是那里的特產，尤其是歐洲人感興趣的寶石、香料、紡織品、瓷器等等商品。他對中國的鹽稅似乎很注意，北方的鹽場經常是他的行經之處。他甚至能相當準確地說出至元中期杭州所管地面鹽稅收入的總額。所以曾經有人懷疑他是元朝地方政府中管理鹽政的小官員。還有人推想他出使馬八兒，其實是到那里去買采紅寶石。當然也有人認為他不斷地在各地跑來跑去，執行的是做皇帝“聽底耳、見底眼”、到處刺探民情的職務。

關于馬可·波羅在華身份的一種較新穎、也較有趣的推想，認為他是為元朝政府或皇室成員做買賣、替為他提供資本的主人生息的“斡脫”。蒙古人進入漢地以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不懂得管理財產，“只是撒花，無一人理會得賈販”。“撒花”即強行敲榨勒索“人事”（即禮物）的意思。他們靠掠奪、搜刮而攫獲財產，卻不知道怎樣經營，怎樣利用它生利增值。所以他們特別仰仗從西域來的回回人，向他們提供資本，讓他們貿易生息，稱為“斡脫”（突厥語伙伴、合伙人的意思）。回回斡脫依靠蒙古貴族的勢力做生意，為蒙古貴族，也為自己圖利。他們的經營活動中利潤最高的是高利貸，利率達到100％，利上滾利，如羊羔下仔，所以稱為羊羔兒息，又稱斡脫錢。很多斡脫商人不但經營國內貿易，也從事巨額的國際貿易，有的還向政府“撲買”各種賦稅（即承包某個地區的某種賦稅）。馬可·波羅比較熟悉的，不是漢語，也不是蒙古語，而可能是突厥語，甚至是波斯語。這說明他所接近的人有很多是回回人。他又經常奔波于國內外各地。因此，他成為皇室斡脫商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從西歐世界直接地，而不是通過很多中介環節間接了解中國的角度來觀察，馬可·波羅是一個具有象征性的傳奇人物。不過無論他是否真的來過中國，他都不是西歐與元代中國之間直接溝通的惟一見證人。這是一個中國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直接建立外交聯系和互相了解的時代，雖然雙方都是帶著錯位的期望而這樣做的。種豆得瓜自從11世紀初以來，西亞的聶思脫里基督教圈子里，逐漸傳出一則關于蒙古草原上的游牧人首領如何帶領他的“二十萬眾”皈依聶思脫里教的故事。現代學者多相信，這則故事大概與信奉聶思脫里教的蒙古克烈部有關。它的大意說，這個首領在草原上迷路，得到一位基督圣徒顯靈指引，方才脫險，從此崇拜基督。在克烈部的聶思脫里信徒中，上述圣徒的名字薛里吉思成為最常見的教名之一。

盡管聶思脫里派很早就被東羅馬教廷判為異端，遠東草原之王率部皈依天主的消息傳到歐洲，仍然使中世紀西歐深感振奮。在那里流行的東方一個名為約翰長老的國王曾打敗了穆斯林的傳聞，很可能與上述故事相互附益。在馬可·波羅轉述的關于約翰長老的故事中，就把主人翁指為與成吉思汗同時代的克烈部首領王汗。

蒙古的擴張打通了亞洲東部世界與西歐基督教社會之間的阻隔。羅馬教廷和西歐君主們對尋找約翰長老的部眾現在備感迫切，他們希望借助基督上帝的威嚴和感化力，來阻遏蒙古人對西方的入侵；希望基督教在富庶的東方廣泛傳播，甚至仍然希望與蒙古人聯手攻擊伊斯蘭世界，奪回穆斯林控制下的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一批批穿黑袍的教士，懷揣教皇或國王諭書，不畏艱險地踏上東來旅程。

1245年，在里昂宗教大會之后，教皇英諾森四世向蒙古派出了兩個使團。關于前往駐扎在波斯地區的蒙古軍事長官的使團，我們所知甚少。還有一個使團被派往蒙古，由葡萄牙人勞倫斯和意大利人約翰·普蘭諾、迦爾畢尼組成。這兩個人都是圣方濟各會的修士，各持教皇的諭書一封。前者所持，很像是一篇布道詞，內容主要是勸諭達達國王、人民“成為基督教徒，信仰我主耶穌基督，因為他們除此外別無獲得拯救之路”。后者所持則像一封外交國書，內容是“勸告、請求并真誠地懇求你們全體人民：從今以后，完全停止這種襲擊（指蒙古的侵略），特別是停止迫害基督教徒”，要求蒙古大汗與派去的修士誠實商談，說明“究竟是什么東西驅使你去毀滅其他民族，你未來的意圖是什么”。勞倫斯后來是否真正成行不詳；迦爾華尼則于1245年復活節前一個多月進入里海北部草原。他先被蒙古兵護送到伏爾加河下游的拔都薩萊城去見這位“金帳汗”。這時貴由汗的即位典禮很快就要在蒙古本部舉行了，所以拔都汗強迫這個65歲的老頭馬不停蹄地向東驅馳，路上經常“一大早就動身，一直奔跑到夜里，一頓飯也不吃”。7月下旬，迦爾畢尼一行終于趕到漠北大汗的營帳，出席了貴由即位的大忽里臺（“大聚會”）。

貴由汗本人傾向于基督教聶思脫里派，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接受教皇代表上帝對他和他的人民的“拯救”。迦爾畢尼得到了一封用蒙古文寫成并附有“薩拉森文”（指波斯文）譯本的貴由汗復教皇書，上面蓋有一個畏兀兒字蒙文的紅色璽印，印文作“長生天氣力里，大蒙古國大汗圣旨：已服未服百姓根底，圣旨所至，敬之懼之”。他的復信說：“你在來信中稱，我等應該領洗，成為基督徒。我們對此僅給以簡單之回答：我們不解，為何我們必須如此。”“你等如若希望與我們講和，為締結和平事，你教皇及諸王公顯貴應毫不遲疑地前來朝見我。”貴由汗這份復信的波斯文復本1920年已在梵蒂岡教廷的檔案中被發現。1247年秋，迦爾畢尼返抵里昂向教廷報命。他留下一部《蒙古史》，講述出使經過和所見所聞，是有關同時代蒙古人情況的珍貴記錄。

教廷于1247年還向西亞蒙古駐軍派遣過一次使節，同樣不得要領。但是在這一方向上的聯絡，不久便由于貴由指派的西域新統帥野里只吉歹的蒞臨而似乎變得有了一線希望：因為這位將軍是一名聶思脫里教的信徒。1248年，率領十字軍出征埃及途中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在塞浦路斯遇到野里只吉歹的信使，稱“普天下之王合汗”（指貴由）愿與基督教各派和睦相處，并支持他們“戰勝那些蔑視十字架的敵人”。盡管這種表態大概更可能是出于野里只吉歹本人的意愿，它卻使路易九世深感興奮。他立即派出一個隆重的使團回報大汗，由多明俄會教士安德魯·龍如美率領，攜帶的禮物中包括一座深紅色的帳幕教堂，帳中懸有刺繡的鑲板，上繪基督耶穌的一生經歷。1249年初，使團出發。這時貴由汗死去早已經半年多了。安德魯在葉密立河（今譯額敏河）畔的六皇后大帳見到攝政的乃馬真氏，但是獲得的答復仍是責令西歐各國納貢稱降的老話。他失望而歸。

1253年，法王路易九世再度遣使東馳。這次受命的圣方濟各會修士魯不魯克不再以國信使身份，而是以傳教士的身份，請求在金帳汗國的部眾中傳教。結果他卻被金帳汗派人護送到和林去覲見蒙哥汗。1253年冬，魯不魯克抵達和林地區，在那里住到1254年的夏天方才西歸。他在和林遇到各色各樣被擄掠來的歐洲人，有再嫁給一個年輕斡羅思人的洛林寡婦，有名叫威廉的巴黎金首飾匠，也有來自阿兒美尼亞的基督教修士，等等。他回國后撰寫的《東游記》是我們今天了解和林城內社會生活的最重要的資料。他帶回法國的由蒙哥汗口授的信件，仍然是以蒙古人一如既往的風格寫成的，即要求法王按長生天的意志向蒙古投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