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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許多人推薦之后，細品余柏林這本書的人越來越多，人們對余柏林注經的質疑漸漸消失，還有不少心胸開闊的大儒前輩對余柏林此書公開贊揚。余柏林若想寫一本正統的注經，條件已經成熟。

他之前的“淺談”，的確只是淺談。許多心里明白的理論，只是給出一個“猜想”，一個“引導”，讓其盡力符合自己“讀書筆記”的套路。

現在這些“猜想”已經被很多人接受，甚至已經有人在文章中開始寫這些“猜想”。再過一段時日，估計就會有人以他這本書為基礎，來寫書了。

在閉門讀書的時候，很容易起懈怠之心，且也難以查缺補漏。

余柏林雖也做了許多之前的會試題，但作文水平高低雖能讓老師判定，但會試題要撞中基本不可能，還是得加深自己對四書五經的理解才成。

著書過程，就是查缺補漏的過程。

下定決心之后，余柏林開始著手重新寫書。

有了上一本書的閱讀基礎，這一次余柏林著書的進展就要稍稍快一些。

他現在主要補充的是，在自己這本書出來之后，看過這本書的讀書人們所寫的文章和書評。這個時代的人的思想會給他很大啟發。

寫淺談的時候，關于春秋的著作已經看得差不多，現在余柏林開始看其余四書四經的著作。

若要注經，自然不能講四書五經割裂開來。四書五經是一個完整的入學體系，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只會讓其變得支離破碎。

余柏林著書雖為了在會試前揚名，但若寫出自己會遺憾的書，他心底也難以接受。

就算不能做到最好，也要竭盡全力。

張岳得知余柏林在研讀其他四經的時候，提起來的心終于放下。

許多讀書人選擇本經之后，急功近利，對其余四經棄之如敝履。可真能在一經中得到大成就的人，基本上都是精通五經的人。

只有精通五經，才能看到其蘊含的精華所在。

余柏林年紀在那，張岳并不要求余柏林達到精通五經的程度，但粗通五經則是必須的。

若不能粗通五經，會試中文章必然不能進入上等之列。

張岳還想余柏林什么時候會發現，自己什么時候提點，沒想到余柏林自己開始鉆研起來。

張岳雖然自己精通五經，但他為了給余柏林牽線，向余柏林推薦了自己治其他經書的好友，讓余柏林可以寫信向他們請教。

這讓余柏林著書的準備更加如魚得水。

余柏林請教的人之一，就是趙信的父親趙卿。

本經想來師徒相傳，父子相傳。趙信能得到詩經魁，趙卿自然是治詩經的大家。

趙卿本來對余柏林就頗有好感，認為此子非常有靈氣，且他和其他人看法不同，他認為余柏林不急不緩，有大智慧。

余柏林向他請教《詩經》，他自然欣然同意。

經過來來回回的書信之后，趙卿把自己關在書房許久，然后拿著余柏林的書信去找了趙老爺子。

兩人談論了許久，把趙信叫來。

趙信從書房出來之后，整個人都是飄忽著的，似乎受到挺大打擊。

而后趙信讀書更加勤奮，這是后話。

余柏林經歷了幾月的沉淀，在春季結束之前，再也未接受任何邀請。待立夏之時，他終于有底氣動筆了。

按照余柏林后世的觀點，注經共有三種層次。

第一種層次稱“訓詁”。用通俗的語言解釋詞義叫“訓”，用當代的話解釋古代的語言叫“詁”。這一層次是無限度的追求圣人本意，探尋圣人當時著書的真實用意；第二種層次為“托古言志”，為理學一派所有。根據圣人之意，根據當今實際情況，進行發散；第三種層次則是心學。即圣賢再有道理，那也只是圣賢的道理，不是我的道理。我只認同我的道理，用自己的想法注經，甚至與經書中圣人真意辯論。

即識之、用之、駁之。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余柏林所在時空，研究四書五經的學者已經在第三種層次發揚光大。不只是研究儒學，其他學問，也多用這三種方式。

但目前而言，余柏林只能進行道第二個層次。第三個層次對這個時代的人而言，太超前了。

孟子曾言：“由堯舜至于湯，由湯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歲，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余歲，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當今讀書人也秉承這個思想，道統傳承，自古以來，圣圣相承，“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余柏林自然也要遵循這個大潮流。

他可以在其中加入新穎的東西，加入后世之人的研究和見解，但他只能“用”，不能“駁”，不然就等著犯眾怒吧。

或許等他威望更重，年齡夠大的時候，能“大膽”一次。

打好腹稿之后，余柏林開始動筆。他按照層層遞增來寫這本注釋。每一章節注釋，都先求圣人之意，然后抒發自己見解。每日若順利，能成兩三千字。有時需要去古書里反復求證，就只能寫百余字而已。

《春秋》僅一萬八千余字，加上余柏林注釋所增字數，就算多個四五倍，也就四五萬字。一兩月時間，足夠成稿。

在這部書中，余柏林用上了標點。

說起標點，余柏林并未想到它會被讀書人接受的如此快。

按照后世的觀點，一直沒有標點問世，涉及方方面面復雜的原因，其中愚民一說最為盛行。

但事實上科舉盛行之后，寒門學子皆可讀書，讀書人越多，中的者越多，當地官員文德教化之功越大。除了少數奇葩王朝因以少數統治多數，必須禁錮人的思想之外，其他朝代對教育都十分推崇。

教育越興盛，人才越多，皇帝可用之人才越多。

只要不是“歪門邪說”挑動“反叛之心”，皇帝是樂意推廣教育的。

而余柏林標點的推廣，卻不是因為皇帝要推廣教育，而是因為他寫在淺談中的一句話而已。<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