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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章綸和鐘同被錦衣衛逮捕，被關入著名的詔獄。明景帝朱祁鈺指名其心腹錦衣衛指揮盧忠監審，盧忠亦摩拳擦掌，一定要追究出幕后主使。章綸、鐘同備受酷刑，都只說意由己出，并非人授。

主審的刑部官員已得到司禮監大太監興安授意，一定要追究出章、鐘二人與南內太上皇朱祁鎮有勾結，因此用盡了酷刑和荼毒手段，“榜掠殘酷，血肉狼藉”，非逼迫章綸、鐘同招供出與太上皇是如何聯系的。章綸和鐘同這兩人也是鐵骨錚錚的硬漢子，“瀕死，無一語”。

剛好這時候大風揚沙，天地晦暗，伸手不見五指。刑部審訊官和監審盧忠也有些害怕，怕遭到報應，這才停止用刑，將章綸、鐘同關回獄中。

新科進士楊集非常佩服章綸和鐘同的氣節，也痛惜二人的遭遇。憤怒之下，連夜寫了一封信，投遞給了當朝重臣于謙。

楊集在信中說得非常不客氣，大意是：“奸人黃獻議易儲，不過是為了逃死，諸公竟然倉促之間促成其事。別的人也罷了，你于公是國家柱石，難道不該想想如何善后嗎？今章綸和鐘同又下獄了，如果他們死在杖下，諸公就可以安坐高堂，享受俸祿，無奈清議不會寬容。”

于謙讀過信后，心中很有感觸。但他亦有太多無奈——

瓦剌兵臨城下的危急關頭，他敢于挺身而出，高呼“社稷為重，君為輕”，只因國難當頭時，君依賴于臣，軍國大事無不言聽計從，因而他有力挽狂瀾的力量。然局勢一旦平靜下來，君主便又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大臣只是皇權的卑微附庸。

于氏過世的多智的妻子董氏曾將大臣與皇帝的關系比作侍妾與丈夫，丈夫可以任意買賣侍妾，甚至隨意主宰其生死。明朝皇帝亦如此對待大臣，升降一憑己意，不高興了，還可以用廷杖之刑在午門打大臣屁股。

于謙倒不是畏死，也不是沒有鐘同和章綸的勇氣，他只是知道自己沖不出體制的桎梏。皇帝不中意聽的進言，即便他是兵部尚書，一樣是人微言輕。

內心深處極度迷惘，一腔焦灼憤懣，實無可宣泄，于謙便將楊集的信箋拿給了新近入閣的大學士王文。

王文初名強，字千之。束鹿人，與靖遠伯王驥同鄉。永樂十九年（1421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持廉奉法。明英宗朱祁鎮即位后，遷陜西按察使。正統三年（1438年）正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后召為大理寺卿。又遷右都御史，巡視延綏、寧夏邊務等。進左都御史，為政整肅。明景帝朱祁鈺即位后，召掌事。為人深刻有城府，面目嚴冷，中實柔媚。景泰三年（1452年）加太子太保，后改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入文淵閣，由此開二品大臣入閣的先例。不久前再進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

王文看了信，只笑道：“書生不知忌諱，不過這楊集還挺有膽量，可以給他個官當當。”于是授楊集六安州[2]知州，命其立即出京上任，不得延誤。

楊集與于謙義子于康及女婿朱驥相熟，其寫信本意并非要責罵于謙，而是想激勵于謙出力營救章綸和鐘同二人。而于謙之所以拿給內閣學士王文看，也是想商議一個辦法，但王文輕描淡寫，有意忽略了于謙的用意。

但無論如何，于謙身為朝廷重臣，在這件事上沒有任何作為，卻是不爭的事實。在京師保衛戰中精明果斷的他，而今卻表現得如此猶豫不決，這只能說明他已經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

在殘酷的皇室內部權力之爭中，沒有公平正義可言，完全是皇帝個人私利的算計。于謙的疏離與冷漠，間接表明他對朝廷政治失去了熱情和興趣。而被士民寄予太多希望的他，在日后反而將成為這場鬧劇的犧牲品。

剛好此時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到北京辦事，亦憤而上書，雖沒有公然替鐘同、章綸求情，卻提及明景帝朱祁鈺還是郕王的時候，英宗皇帝對待兄弟如手足，盡心盡意，如今景帝也應該朝謁太上皇，優待太上皇諸子。

朱祁鈺看了很是生氣，將奏疏扔在了一邊[3]。宦官舒良趁機道：“這都是鐘同惹出的禍。”

一句話，立即勾起了皇帝的新仇舊恨。朱祁鈺立即封旨到錦衣衛，命人用最大最重的板子杖打詔獄中的章綸和鐘同。鐘同當場死于杖下，死時年僅三十二歲。章綸身子強健，勉強活了下來，但也是奄奄一息。

鐘同終與他所敬佩的大臣劉球一樣，因直諫而遭殺身之禍。他死后次日，其馬悲鳴嘶叫而死，傳為京師一大奇事[4]。

刑科給事中徐正為人好諂媚，見章綸和鐘同因建議復英宗子朱見深儲位而遭遇大禍，認定明景帝朱祁鈺視侄子朱見深為眼中釘，為了迎合上意，上奏道：“沂王不宜居住京師，應遷置所封之地，以絕人望。”意思是將故太子朱見深徙封到外地，不要讓他再在中樞紫禁城中居住。

徐正本意是要討好明景帝，沒想到朱祁鈺正在憤怒的時候，一聽見朱見深的名字就惱火，不但沒有聽從徐正的建議，反而將其謫戍窮邊。自此，滿朝文武大臣再沒有人敢提復立太子一事。

朱驥蘇醒過來時，正聽到楊塤與于康在窗下低聲議論鐘同、章綸之事。他因身中奇毒而昏迷幾日，不知短短幾日內朝堂上已發生了諸多大事。忽聽到鐘同已慘死在錦衣衛大獄，竟一時難以相信。明明昨日還在金桂樓與他把酒言歡，何以一晚過去，竟是天人永隔？

只聽到于康道：“昨晚于冕去過鐘府，竟被鐘氏家人趕了出來。鐘母還指著院中的馬尸道：‘所謂國家棟梁，廟堂重臣，忠義不如一匹馬。’這顯然是指責我義父沒有出面營救鐘同。于冕不敢告訴義父，只說鐘母傷心過度，泣不成聲，未能交談。”又悵然問道：“而今天下人都認為鐘同、章綸之死是我義父之錯嗎？”

楊塤搖頭道：“于少保曾力抗強敵，保全江山社稷，功不可沒。正因為他功勛太大，所以成了眾望所歸的英雄。人們對他期望太高，盼望他能出面解決世間一切不公不平之事，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于少保最重要的身份，是皇帝的大臣，就算他站了出來，也改變不了局面。”又道：“更何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少保也是人，憑什么要讓他出面，為什么你自己不能挺身而出，只在一旁說三道四？于少保吃的是朝廷俸祿，這是不假，可他只是兵部尚書，他在他的位子上，已經是廢寢忘食，竭盡所能，開創了兵家新局面。而今國泰民安，邊境晏然，不正是于少保的功勞嗎？還要期待他多做什么？”

瓦剌雖然送明英宗朱祁鎮歸國，并主動與大明修好，但于謙作為兵部尚書，并未掉以輕心，認為只有加強鞏固國防，才能長久地制止瓦剌侵略，為此特意上疏提醒明景帝道：“上皇雖還，國恥未雪。”

隨后，于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邊防建設：一方面，加強宣府、大同、遼東及北京附近的防務，增加軍馬，修繕城堡關隘，收復獨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肅軍紀，嚴懲犯法的郭亨、楊俊等軍官，就連保護京師立下首功的武清侯石亨也不例外。

同時，于謙還仔細閱讀了《軍資總會》，參照書籍，對與軍事有關的馬政、陣法、戰車、軍器、軍功制度等方方面面進行徹底改革，以新式火器大量配備軍中。

更重要的是，于謙著手改革京營軍制，創立了團營。原先明廷京衛軍隊分別隸屬于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五軍營是洪武時編定的軍制，有步隊、馬隊，專教陣法。三千營是永樂時編定，都是騎兵，專管扈從皇帝出入。神機營是永樂時對交阯作戰時所建，使用火器，主要是步兵，更附添馬隊在內。三大營各有總兵官，不相統一，同歸五軍都督府調動。平時掌府官只管軍政文書，不管操練，戰時分別調遣，號令不能配合一致，將領和軍士彼此也不熟習。英宗正統年間時，京營軍士雖然有五十萬之多，但由于營政廢弛，作戰能力很低。而在土木堡之變中，京軍傷亡極多，營制更加紊亂。

景泰二年（1451年），于謙從京營中選出十萬精銳，編成十營操練，稱作團營，分十營操練。次年，團營增加到十五萬人。未選入團營的軍士仍歸三大營，稱作“老家”。團營十營中，每營一萬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統率本營，叫作“坐營都督”。坐營都督下，有都指揮三人、把總十五人、指揮三十人、領隊官一百五十人、管隊三百人。十團營設一名總兵官，由武清侯石亨充任，總領團營，受兵部尚書于謙節制。明景帝又派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為監軍。

自從建立團營后，于謙規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將官，都要親自在安定門外校場操練武器，演習陣法。把總、指揮領隊等主要軍官必須熟習每個士兵及衛所番號。遇有戰事，京軍出征，各級將領隨隊而行，不再另派將領。

經此整頓，京軍改變了兵將不相習、互不統屬的舊弊，“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為兵者知將帥之號令”，明軍戰斗力大大提高，也節省出大量軍餉。史稱“于謙創立團營，簡精銳，一號令，兵將相習，其法頗善，京軍之制一變”。至此，明京營軍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經過數年的整頓，明朝國防力量大大加強，多次擊退瓦剌的侵擾，邊境上較前大大安定。

這幾日，于康沒少聽到士民因鐘同之死而指議義父于謙之語，就連好友楊集也是一言不發地離開了京師，不免心中難過。忽聽到楊塤一番論述，這才感到如釋重負。然依舊不能忘記義父在家中仰天長嘆的神情，有愧疚，也有恐懼，心道：“改天我要將楊塤這番話轉告義父，他老人家聽了之后，一定會就此釋懷。”

正待再議妻子蒯玉珠一事，忽聽到背后有人問道：“可有找到玉珠？”卻是朱驥醒了。

于康趕到床邊，扶妹夫坐起來，又見他眼角尚有淚痕，問道：“你聽到我和楊匠官對話了？”

朱驥點了點頭，卻不再提鐘同之事，只問道：“玉珠呢？”

楊塤道：“暫時還沒有玉珠消息。”又解釋道：“歹人一直沒有再露面，信使也沒有再來過。于康兄已經知道了真相，我二人商議過，應該是鐘同、章綸上書之事引起了軒然大波。歹人既意在太上皇，也不敢在這個節骨眼上輕舉妄動。”

朱驥左右打量一番，又問道：“我人是不是還在蒯府？我不是中毒了嗎？你該不會是設法取了鄭和寶圖，這才換回了解藥吧？”

楊塤道：“你人在蒯府，確實中毒了，而且已經昏迷了五天。至于解藥一事，則說來話長。”又嘆道：“其實我也才剛剛清醒，就比朱兄早一個時辰，剛才一直在說鐘同、章綸上書一事，還未來得及講述我這幾日的經歷。既然朱兄醒了，我便原原本本地從頭敘說一遍，就從你中毒暈厥開始說起。”

那日禮部尚書胡濙趕來蒯府，于康帶他到蒯祥房中，大致看過后，便引他到廂房，請他出手救治朱驥。當時網狀黑紋已由手臂彌漫到朱驥軀干，狀況極為詭異。

胡濙看過后連連驚嘆，道：“我生平閱歷無數，自認為還算見多識廣，竟從未見過這種毒藥。”凝思過后，先開了一張方子，意圖先壓住毒性，阻止毒藥繼續擴散，再慢慢設法醫治。

藥熬好喂下去后，倒也見效，網狀黑紋果然被壓制在朱驥右半邊身子，不再彌散。胡濙又連夜趕回麻繩胡同，遍查家中所藏醫書醫方，苦思解毒之法。

凌晨時，胡濙不顧年高體衰，再次乘車趕來蒯府，告道：“我醫術有限，實在沒有法子解這種毒。不過我翻了舊日筆記，內中有一則記錄，記載了當年我在福建遇到的一起真假勘合爭貢事件。”

勘合是明廷頒發的朝貢貿易憑證，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因明廷對鄰國實行羈縻政策，只要按時朝貢，便能獲得大批賞賜。貢使進京，沿途往返的車、船、食宿，亦均由官府供給。周邊鄰國為了獲得經濟上的利益，均樂于派遣使者入明朝貢，甚至發生了多起假冒鄰國使者騙取財物的事件。明太祖朱元璋為杜絕這種事再發生，命禮部頒發勘合文冊，賜給諸國，規定凡至中國使者，必驗勘合相同，否則以假冒逮之。當時獲得勘合憑證的有暹羅、日本、占城、爪哇、滿剌加、真臘、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錫蘭山、古里、蘇門答臘、古麻剌共十五國。其他國家倒還好，唯有日本最令明廷頭疼。

洪武末年，因胡惟庸案及倭寇侵擾中國沿海等問題，明太祖朱元璋與日本斷絕了往來。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又主動與日本修好，并派大臣趙居任出使日本，賞賜了一批勘合。

這批勘合稱為“勘合百道”，系由日字號勘合一百道和本字號勘合一百道，以及日字號勘合底簿二冊和本字號勘合底簿二冊組成。日字號勘合一百道、日字號與本字號勘合底簿各一冊存于明朝禮部，本字號底簿一冊置于福建布政司。而本字號勘合一百道、日字號勘合底簿一冊則送至日本。日本入明朝貢的船只，每船需帶勘合一道，與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對無誤后，始護送至京，再與置于禮部的底簿核對。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只，亦需帶禮部的日字號勘合，與日本的日字號底簿核對無誤后，才準予入口貿易。每逢朝廷改元時，即將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舊勘合和底簿收回[5]。

明廷朝貢貿易只是一種政治手段，但對于日本等國家而言，則是巨大的營利之機，甚至能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6]。尤其鄭和下西洋后，東南亞與中國海陸來往頻繁，亦帶來了漸盛的倭寇侵擾。明成祖朱棣遂實行海禁政策，只開放勘合貿易，即官方貿易，勘合因而變得十分搶手。

胡濙那年漫游到浙江寧波，正好趕上日本不同武士家族各派使者來華，因欲爭相入港，便互相指責對方勘合為假。寧波市舶太監明基厭惡雙方橫暴，下令關閉港口，將兩派人馬均拒之門外。

然不幾日，明基便中毒而死。其全身布滿網狀黑紋，甚是奇詭。時人紛傳是日本人下毒，官府卻苦無證據，福建布政司為求息事寧人，最終還是放日本船只入港，也不辨勘合真偽，視兩方均為正牌使者[7]。

胡濙告知經過后，道：“我在福建聽說這件事后，便將明基中毒異狀記在了筆記中，但因未親眼得見，竟沒有留下什么印象，適才翻閱舊日筆記，才記了起來。”

于康忙問道：“楊匠官，你曾去過日本，可有聽說過這種奇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