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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死后，抗美有足足三個月不曾說話，嘗試自殺過幾十次……不是割腕昏迷后發現傷口結痂了，就是跳樓被六層到二層的無數晾衣桿救了性命，跑回農場喝老鼠藥竟碰上山寨貨，最后一次是開煤氣，結果自己非但沒有中毒而亡，反而搞得整層樓都被炸光，隔壁鄰居三死四傷。

于是，她被送入精神病院，至今已逾十年。

說到此處，我看著她們淡然的表情，再想想精神病院里的女子，想想她那幽深的目光。窗外仍是瓢潑大雨，陣陣悶雷聲滾過，不禁使人毛骨悚然。

最后，小東阿姨做了總結性發言，“駿駿，你不知道，這一天，是我們四人初次相識的日子。其實，推算起來也不困難，就是那一年的小學入學日。每年今日，我們都會相約來這里看望抗美。”

話音未落，一陣風吹開了窗戶，我被打了一臉的雨。

有個男人幫我們關緊了窗，就是一直在角落里吃蔥油拌面的那個。

“謝謝啊。”

但他默不作聲，徑直坐到我們的桌子邊。他看上去三十多歲，穿著筆挺的襯衫，胸口別著醫生常用的鋼筆，頭發梳理得整整齊齊，伸出一只骨節細長的手，伴著雨點有節奏地敲打桌面。

“晚上好，我是這家醫院的醫生，你們剛才所說的抗美，是我負責主治的病人。“

男人用極快的語速說話，就像大多數醫生那樣。他冰冷的目光掃視桌上的每個人，仿佛我們個個都有嚴重的精神疾病。大家不約而同地低頭，只有我迎著他的目光。

我懂了，晚餐，才剛剛開始。

小餐館里沉默無聲許久，還是青青阿姨先開口，“醫生啊，真是太巧了，請問啊，我們抗美什么時候能醫好呢？”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你要先聽哪一個？”

暈，這個醫生很有九十年代港劇的風格，小東阿姨算是見多識廣，淺淺笑道：“請先說壞消息吧，醫生，我們一把年紀了，有心理承受能力的。”

“壞消息就是抗美的精神分裂癥一輩子都治不好了。”

“唉，真是可憐啊。”青青阿姨掏出面巾紙，擦了擦眼角。

“好消息呢?”我媽問。

“也是抗美的精神分裂癥一輩子都治不好了。”

這種回答讓人憤怒，青青阿姨瞪了瞪眼睛，“這算什么好消息？拜托哦，你是醫生哎，怎么能說這種沒良心的話？”

“抱歉，但對你們來說，這就是好消息。”

醫生看著我媽、青青阿姨和小東阿姨，唯獨跳過了我的眼睛。

“你想說什么？有話就請直說。”還是小東阿姨鎮得住場面。

醫生點點頭，坐到我們中間，左邊是我們母子，右邊是青青阿姨和小東阿姨。燈光照在他的頭頂，烏黑的頭發泛出幾點油光。耳邊全是風雨呼嘯，屋頂像被冰雹砸得砰砰作響，隨時可能被掀飛掉。

他先看著我媽，還是保持禮貌地說：“除了這位阿姨以外，我想請問另外兩位阿姨，你們都和抗美參加過一九七七年恢復的第一屆高考吧。“

她們三人不約而同地點頭。

我只知道，我媽沒有參加過正式高考，至于她的三個閨蜜，我則是一無所知。畢竟，一九七七年啊，世界上還沒有我呢，哪怕連個胚胎都不是。

醫生繼續說下去：“小東、青青，當時，你們兩個都和抗美一起在崇明島上插隊落戶，因為農場經常收不到信，而農場領導強烈反對知青參加高考，擔心你們萬一被錄取的話，會搞得大家人心渙散。所以，錄取通知書極有可能被農場扣壓，因此在高考報名填寫地址時，你們都填了在市區的地址——而且，是同一個地址。”

他掏出口袋里的小記事本，翻到其中寫滿字的一頁，輕聲念出：“天潼路799弄59號。”

我記得，這是今天在精神病院，抗美說過的僅有的一一句話。

我還記得，這是我外公外婆家的地址，小時候我曾住過好幾年。

媽媽點頭承認，“是，那是我家的地址。”

小東阿姨接著說：“抗美家里兄弟姐妹多，他們的關系素來不和，以前郵件和包裹寄到家里，凡是寫她名字的，大部分都會遺失，或者干脆被別人拿走，為此她不知跟家里吵過多少回。”

“其實，我家里也有過這種情況，那年頭很普遍的。”青青阿姨也插了一句。

醫生雙手托腮看著大家，說：“完全可以理解，小東、青青，你們和抗美填寫的都是天潼路799弄59號。因為，那是你們最親密的朋友的地址，而她恰好沒有參加這次高考.而她家只有她一個女兒，絕對不會出現郵件遺失的情況。”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媽媽雖然沒說出口，眼神卻是充滿疑問，我也很想把醫生逼到墻角問一問。

“讓我來說吧，”小東阿姨打破了這個尷尬，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說，“大家都很信任你媽媽，你媽媽的家啊，有前后兩間，還有小閣樓。加上你外公外婆，總共只有三口人。在當時的上海，算是居住條件不錯的了。而我和青青、抗美三個呢，家里兄弟姐妹一大堆，光我就有五個妹妹，上面還有哥哥嫂嫂.他們又生了三個孩子，全都擠在一個房間里。當我去崇明島插隊落戶時，家里真是松了口氣呢。駿駿，你可不知道，那時候，我們每次回市區啊，家里別說是床了，就連地鋪都沒地方打呢。”

“想想都要掉眼淚了，”青青阿姨補充道，“真是謝謝你媽媽，還有你的外公外婆，那些日子啊，我們經常擠到你家，輪流跟你媽媽睡同一張床。要是我們三個都來了，那就一個跟你媽媽睡床，另外兩個打地鋪，也不會影響你的外公外婆。”

醫生面無表情地說：“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和十一日，第一次恢復高考的考試時間，青青、小東、抗美都走進了考場。一個月后，如果誰有幸考上大學，錄取通知書會通過郵局發到報名時填的那個地址。那個冬天，上海分外寒冷，抗美因此得了傷寒，躺在農場里動彈不得。然而，小東和青青你們兩個，卻以各種理由，從農場請假回了市區。

但你們并沒有回家，因為，錄取通知書的投遞地址，填寫的是天潼路。因此，你們都寄居在閨蜜家里，日日夜夜盼望好消息到來。”

三十多年后，三個老閨蜜都無話可說，示意醫生繼續說下去。

“一個多月后，小東收到了大學的錄取通知書，而青青與抗美都沒有收到。有些人會去查分數線，但更多的人沒有去查。因為第一次恢復高考，集中了‘文革’十年無法考大學的所有知青，全國有五百七十萬考生，總共只錄取二十七萬人，意味著只有極少數人可以考上。”

小東阿姨終于開口，“沒錯，我覺得我很幸運。”

“本來我就沒指望考上大學，中學畢業就完全荒廢了學業，純粹只是試試而已。”青青阿姨說，看來并不怎么在乎。

“但是，抗美并不是這么想的。”醫生的話鋒一轉。

青青阿姨搶話道：“最好的朋友怎么想的，我們還不知道嗎？”

“也許，有人知道，但不愿說出口罷了。”

窗外打了個響雷，我們都不說話。醫生停頓片刻，繼續獨白，“如果，你沒有及早回城，而是在島上的農村又住了十幾年，嫁給一個天天醉酒打你的農民，好不容易離婚回到市區，卻連房子都沒得住，辛辛苦苦把兒子養到十八歲，本指望他考上好大學出入頭地，沒想到高考過后他自殺身亡，白發人送黑發人，落得個白茫茫真干凈，一無所有，這樣的悲慘你們有過嗎？”

誰都不吭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