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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在長安那里看得更為明顯：皇帝坐北朝南，通過中央政府君臨天下。士農工商等子民，則眾星捧月般圍繞在領袖和最高權力的周邊，有如天上的星星參北斗。統一的規劃和布局，則意味著統一的國家要有統一的意志和管理。中央集權大帝國的政治理念，被表現得淋漓盡致一目了然。

這種規劃甚至也體現著混血王朝的風格。那棋盤般的格局讓人想起西周的井田制，一個個自成系統的坊又讓人聯想到胡人的部落。我們不能肯定宇文愷是不是這樣想的，但如果當真，那可就是將井田和部落城市化了。[26]

無疑，這需要才華橫溢，也需要氣度恢宏。

才華屬于宇文愷，氣度則屬于李世民。他在政權尚待穩固的貞觀初年就讓投降的突厥入住長安近萬戶，可不是只看城市容量就能夠作出的決定。以后的皇帝財大氣粗，就更不在乎。據統計，盛唐時期鴻臚寺的國賓館里竟然住了幾十個國家和民族的使節或代表，有的一住就是幾十年，使命完成了也不回國，所有的開銷都由鴻臚寺大包大攬。

呵呵，有錢就是任性。

但是安史之亂后，唐帝國吃不消了。于是宰相李泌（讀如必）下令停止供應，使節們則一狀告到了政府。敢作敢為的李泌卻不吃那一套，他把這些人召集起來訓斥說：天底下哪有你們這樣的外交官？要么取道回紇或者海路回國，想留下來就得為大唐效勞，干活領俸祿。你們看著辦吧！

沒有一個人愿意走，李泌便把他們編入神策軍。結果是皇家添了壯丁，鴻臚寺則每年省下五十萬招待費。

拍手叫好的，還有東西兩市的商人。[27]

東西兩市是長安的商業區。大體上說，東市是國內貿易中心，西市是國際貿易中心。從奇珍異寶到針頭線腦，一應商品不是買于東市，就是買于西市。久而久之，購物就變成了“買東西”。也許“東西”就是這個意思——從東西兩市買來的就是東西，否則就不是東西。

但，使節和代表被收編，商販們為什么高興？

因為這些“外賓”常常打白條，店鋪老板礙于“外交關系”又不便催要。其實使節和代表們賒賬，是由于國家財政吃緊，鴻臚寺的補貼不能按時發放。大唐拖欠外賓，外賓就拖欠店鋪，店鋪卻不能拖欠國家，豈能不叫苦連天？

不過，這只是動亂之后的亂象，盛唐時的長安可是風花雪月一片繁華。有個故事說，唐玄宗天寶九載（750），一個名叫鄭六的人在逛街時邂逅一位絕色美女，兩人一見鐘情墜入愛河，共度良宵。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在坊門跟賣餅的胡人說起，才知道自己愛上的是狐貍精。[28]

這位美麗善良的狐貍精，是胡姬的藝術形象吧？

其實，有狐貍精的又豈止長安，其他許多城邑也是國際化的都市，比如洛陽，比如揚州，還有河西走廊的涼州（武威）、甘州（張掖）、肅州（酒泉）、沙州（敦煌）。在那些西北的城市中，佛法是伴隨著駝鈴，用印度語、波斯語、粟特語、突厥語和吐蕃語，由不同民族廣為傳播的。

最典型的還是廣州。

廣州從孫權的時代開始就是我國重要的通商口岸，到唐代更是胡商云集。僅鑒真法師所見，就有波斯、印度、斯里蘭卡和南海、東南亞各國商船。薩珊王朝滅亡后，阿拉伯人就更多。不過，阿拉伯船只仍然被叫做波斯舶，印度洋通用的也是波斯語，正如陸路通用粟特語。[29]

各國的船只，停滿了廣州港。

大唐給予的則是尊重、保護和優惠政策。胡商們單獨居住在蕃坊之中，通過蕃坊的負責人來接受官府管理。他們被允許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甚至被授予一定的自治權，以便裁決內部的糾紛。于是，就連建筑風格也都是阿拉伯的。南國風光再加異國情調，真是分外妖嬈。

唐太宗“愛之如一”的主張得到了充分體現，客居廣州的僑民則把大唐看作了自己的國家。因此，當黃巢的軍隊打進來時，他們很自然地就站在了廣州保衛戰的第一線。結果是十二萬僑民被殺，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人。

信仰之爭暫時擱置了。此刻，他們都是唐人。

揚州則是另一番景象。靠著京杭大運河富庶繁榮起來的揚州，最鮮明的標志是詩人、美女和波斯客。后者在薩珊王朝滅亡之后流寓中華，卻無不腰纏萬貫，以至于冒牌貨被叫作“窮波斯”，意思是波斯人中沒有窮的。是啊，囊中羞澀豈能“煙花三月下揚州”，商埠之夜注定紙醉金迷。[30]

于是杜牧有了他十年一覺的揚州夢，爭當第一的徐凝和張祜也競相開屏。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邊，月明橋上看神仙。徐凝則說：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

這一回，張祜似乎又落了下風。

其實多彩多姿的還有盛產蜀錦的益州（成都），作為中轉站和集散地的洪州（南昌），等等等等。這些城市當然也都風采各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滿街都是胡人。[31]

那么，究竟是什么，吸引著世界各國的商人、銀行家或高利貸者、外交官、書生、探險家和傳教士呢？該不會只是絲綢、茶葉和善解人意的青樓女子吧？

當然不是。

文化航母

阿倍仲麻呂要回日本去了。

中文名字叫做晁衡的阿倍仲麻呂，是在開元四年（716）作為留學生來到大唐的。當時他十九歲，同行的則有吉備真備和學問僧玄昉，均為一時之選。進入國子監學習的阿倍仲麻呂也不負厚望，以優異成績一舉考中進士。[32]

現在，我們至少知道了三位外籍進士，先后是日本人阿倍仲麻呂、新羅人崔致遠、阿拉伯人李彥升。

這里面的信息值得深思。

前面說過，唐代科舉最難考的是進士。因為其他科目比如明法和明算，選拔的都是專業技術人員。進士科的設置卻是要為帝國的高級官員和政治家做人才儲備，因此并不考核專業技術，對基本素質和綜合能力則要求更高。

那么，進士科考什么？

貼經、雜文、時務策。貼經就是從儒家經典中選取部分段落篇章做填空題，雜文是寫詩和駢文，時務策則是論述時政對策。第一項考基礎知識，第二項是才藝展示，第三項相當于學位論文。如此全面考核，難怪考中不易。

對于外國人，就更難。

阿倍仲麻呂卻一舉成功。此后他留在了長安，成為大唐的一名官員，一住就是幾十年。天寶十二載（753），思鄉心切的仲麻呂被玄宗皇帝任命為大唐出使日本的使節，與久別重逢的故人、遣唐副使吉備真備一起回國。

消息傳出，朝野上下依依不舍，名重一時的王維等人紛紛作詩送別。阿倍仲麻呂則寫下了著名的《銜命還國作》送給中國朋友——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33]

這說明什么呢？

阿倍仲麻呂已經融入大唐。[34]

大唐境內，像仲麻呂這樣的外國人不在少數，融入的原因也五花八門。比如薩珊王朝被阿拉伯帝國滅亡后，流亡的波斯王族復國不得，就只好客死長安。但更多的是來了就不想走，比如賴在鴻臚寺國賓館的那些使節。問題是，并非所有外國人都被唐帝國包養，吸引其他人的又是什么呢？

財富，機會，制度，文化。

逐利而居的商人當然是沖著巨額財富，或者說賺錢機會而來的。這其實要感謝隋煬帝。由于大運河的開通，陸上和海上兩條絲綢之路基本貫通起來。商旅從廣州港登陸，取道梅嶺進入洪州，再向東進入錢塘江，就可以一帆風順地從杭州而揚州，而洛陽，直至絲路的東方起點長安。[35]

作為世界首都，長安是國際貿易的大市場。在此，帝國政府設有市局和市準局，負責工商管理和標準計量，也負責平抑物價。薄利多銷的政策刺激了消費，穩定低廉的物價更讓遠道而來的胡商有利可圖。于是，以粟特、波斯和阿拉伯人為主的外來資本集團，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胡人的商團非常專業，甚至操縱和壟斷著部分行當。有一次，某寺在做完道場后得到一件施主奉獻的寶物，長約數寸形如朽釘。寺僧不識貨，拿到西市請胡商鑒定。胡商只看了一眼，馬上就說：哪里來的？開個價吧！

寺僧決定獅子大開口，要價十萬。

胡商卻呵呵大笑。直到寺僧將價碼加到五十萬，胡商這才不緊不慢地說：告訴你吧，這個值一千萬。

成交之后寺僧才知道，那是佛骨。[36]

此事的真偽不得而知，胡商的長袖善舞則毋庸置疑。在他們眼里，對外開放的大唐簡直就是天堂。沒錯，長安是聚寶盆，揚州是銷金窟，他們當然樂不思蜀。<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