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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皇帝閱后大為不快。

不快簡直就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國皇帝看來，世界只有一個中心，那就是大中華；天下也只有一個天子，那就是他自己。天無二日，人無二君，什么時候又冒出另一個，還公然自稱旭日東升，視我中華為日薄西山？萬幸的是，中國皇帝并不知道當時的日皇是個女人，否則真要氣暈過去。

即便如此，國書仍然成為一個事件。[1]

當然，這位中國皇帝也很清楚，自己對于遠在天邊的那蕞爾島夷其實鞭長莫及，已經(jīng)看過的國書也不方便再退還給來使，便只好吩咐鴻臚寺（外交部）官員：以后再遇到這種不識好歹不懂禮貌的蠻夷，不要讓朕知道。

這位中國皇帝就是楊廣。

然而在第二年的三月十八日，皇帝陛下還是很大度地接見了小野妹子一行，只不過讓他們跟東南亞的赤土等國使節(jié)站在一起。四月，隋煬帝又派出十三人的使團，取道朝鮮半島南部出使日本，帶去了中華皇帝的親切問候。[2]

小野妹子大喜過望。

不能確定隋煬帝當時是怎么想的。也許，他并沒把日本太當回事。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是要把日本和朝鮮半島的百濟、新羅等國都變成統(tǒng)戰(zhàn)對象，以遠交近攻的策略對付高句麗（句讀如勾，高句麗也寫作高勾麗）。[3]

高句麗是大隋帝國的肉中刺。早在十年前，也就是開皇十八年（598）的六月，隋文帝就曾任命皇五子漢王楊瓊為統(tǒng)帥，率領(lǐng)水陸兩路三十萬大軍出征遼東，開啟了隋唐兩代多次討伐高句麗的戰(zhàn)端。結(jié)果，勞師遠征的隋軍得不償失損失慘重，活著回來的人最多十之一二。

只有楊廣因禍得福。征討高句麗的失敗被歸咎于隨軍的宰相高颎，盡管高颎原本反對這次軍事行動。然而正如本書

第一章所說，高颎的下臺意味著帝國的大政方針發(fā)生了重大轉(zhuǎn)變，皇太子也就順理成章地由楊勇變成了楊廣。

既然如此，楊廣即位以后，當然要將關(guān)中本位政策調(diào)整為對外擴張征服世界的新路線，也一定會繼承父皇的遺志討伐高句麗，甚至不惜傾全國之力。結(jié)果，卻是接二連三地慘遭失敗，反隋的斗爭則在反戰(zhàn)的歌聲中爆發(fā)。[4]

隋煬帝其實是栽在高句麗上的。

奇怪的是，即位后時時處處以隋為鑒的唐太宗，在高句麗問題上卻與隋煬帝高度一致：一樣的御駕親征，一樣的不聽勸阻，一樣的接連失敗。唯一的區(qū)別，是唐太宗曾經(jīng)表示過后悔。他說，如果魏徵還在，一定會攔住朕的。[5]

但是這又怎么樣呢？說完這話，又繼續(xù)東征了。高宗李治繼位以后也是如此。直到總章元年（668）攻破平壤，徹底滅亡高句麗才算了事。也就是說，兩朝四代中華皇帝都視高句麗為心腹之患，必欲滅之而后快，豈不怪哉？

這就必須先弄清楚什么是高句麗。

隋唐時期的高句麗，跟五代時期由王建在公元918年建立的高麗并不是一回事，盡管前者在歷史上和正史中也被稱為高麗，但那多半是一種習(xí)慣性的簡稱。實際上，一直要到大唐滅亡之后，高麗王朝才建國，那才真是高麗。[6]

所以，我們還是管前者叫高句麗為好。

高句麗人最早生活在我國東北地區(qū)，西漢末年建國時定都于今天的吉林省集安市，行政區(qū)劃歸屬于玄菟郡，民族分類屬于濊貊（讀如畏陌）系統(tǒng)。魏晉南北朝時期，自強不息的高句麗人不斷發(fā)展壯大，并在北魏拓跋燾和南朝劉義隆的時代遷都平壤，成為朝鮮半島鼎立的三國之一。[7]

另外兩國，是百濟和新羅。

百濟和新羅是朝鮮半島南部韓人建立的國家。韓人最早分為三支：馬韓、辰韓、弁韓，號稱三韓。之后，馬韓建立了百濟，辰韓建立了新羅，弁韓建立了金官。這是朝鮮半島南部最早的三國。高句麗南下之后，新羅也兼并了金官，朝鮮半島鼎立的三國就變成了高句麗、百濟和新羅。[8]

百濟在西南，新羅在東南，高句麗在北。

三國當中，高句麗受中華影響最大，文明程度最高，綜合國力最強，處境也最微妙。東邊的南朝和北朝，南邊的新羅和百濟，西邊的日本，北邊的靺鞨（讀如末合）、室韋、契丹和突厥，都不是什么好相處的鄰居。當然，高句麗自己并不省油，他們對東亞地區(qū)的霸權(quán)也覬覦已久。

因此，中國南北對峙之時，朝鮮半島同樣熱鬧非凡。大體上說，是高句麗聯(lián)合新羅，百濟勾結(jié)日本，在半島長時間問鼎逐鹿征伐不已，一如春秋戰(zhàn)國時的中華。

這就不但要打軍事戰(zhàn)，也要打外交戰(zhàn)。

于是，高句麗、新羅、百濟和日本，都爭相與中華建立各種關(guān)系，甚至同時向南北兩朝示好。中國的南方和北方也都不但來者不拒，而且盡量阻止對方與他方往來。高句麗與新羅、百濟、日本也一樣，全都希望這種聯(lián)盟關(guān)系能夠具有排他性。兩朝三國一倭，構(gòu)成東亞波詭云譎的畫面。

公平地說，這里面沒有道德問題和正義與否。無論南朝北朝，還是半島三國，都是受利益的驅(qū)動，打的也都是如意算盤，即都希望對方長期分裂，自己一統(tǒng)江山。

隋文帝滅陳，卻把平衡打破了。

首先感到不安的是高句麗。作為好不容易才獨立出來的發(fā)展中國家，他們清醒地意識到，跟一個統(tǒng)一而強大的帝國接壤，絕不會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如果對方還跟南邊的新羅或百濟聯(lián)手，自己面臨的就將是滅頂之災(zāi)。

利用中華帝國動蕩分裂之機干他一票的時代過去了。腹背受敵的高句麗必須找到同盟軍，救亡圖存。

他們想到了東突厥。

大業(yè)三年（607）六月，隋煬帝巡幸塞北，高句麗的使者也到了那里。啟民可汗不敢隱瞞，向皇帝如實匯報。隋煬帝立即警覺起來：高句麗如果當真聯(lián)盟東突厥，再裹脅契丹和靺鞨之眾，勢必成為帝國頭頂?shù)倪_摩克利斯之劍。[9]

這顆定時炸彈必須排除。

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隋煬帝為什么突然對“不懂禮貌”的日本使團轉(zhuǎn)變了態(tài)度。事實上，小野妹子遞交國書正在這一年，隋煬帝遣使回訪則在第二年四月。而且，也就在得知高句麗的動向后，隋煬帝殺了高颎。[10]

什么都還沒來得及做的高句麗，則鐵定地成為中華帝國的眼中釘。公元668年，也就是新羅依靠大唐兼并百濟的八年之后，高句麗也被大唐聯(lián)合新羅而滅亡。這時，唐高宗已經(jīng)因病休假不問政事，執(zhí)掌朝政的是皇后武則天。

武則天就更不會含糊了，她什么時候心慈手軟過？

在百濟和高句麗滅亡之日，不知有沒有人想到過他們的歷史功績。要知道，佛教就是先由前秦傳入高句麗，又從高句麗傳到新羅的。百濟更是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通道。日本人學(xué)會使用漢字，后來又借此創(chuàng)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就因為百濟博士王仁把《論語》和《千字文》帶到了日本。[11]

毫無疑問，兩國的貢獻遠不止于此。可以說，沒有百濟和高句麗，就不會有以漢字為載體的東亞文明圈。我們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也不該忘記他們。

高句麗和百濟永垂不朽！

偷渡客

唐武宗開成四年（839）四月五日，有一艘駛往日本的船只在海州（今江蘇連云港）靠岸。誰都沒有想到，船上一位本應(yīng)回國的日本僧人卻帶著三個隨從偷偷下船，因為他做了一個大膽而魯莽的決定：返回大唐，非法居留。

這位僧人就是圓仁法師。[12]

圓仁是日本佛教天臺宗山門派的創(chuàng)始人，去世后被清和天皇謚為慈覺大師。他的法號在今天可謂如雷貫耳，但當時的他卻只是跟隨日本使團一起入唐的請益僧。請益僧跟學(xué)問僧一樣，都是到大唐學(xué)習(xí)佛法的僧人。不同的是：學(xué)問僧享受留學(xué)生待遇，可以在大唐國內(nèi)長期滯留；請益僧卻只能隨團而來隨團而去，相當于簽證期有限的訪問學(xué)者。

寸金難買寸光陰，請益僧必須抓緊時間。

這倒也沒什么。圓仁的老師最澄當年就是請益僧，同樣功德圓滿。最澄回國時，從臨海龍興寺帶去《法華經(jīng)》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共三百四十五卷，還攜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種，因此得以正式創(chuàng)立日本佛教天臺宗。可惜，最澄未能像同船入唐的真言宗創(chuàng)始人空海法師那樣，在長安學(xué)習(xí)正統(tǒng)密教，以至于成為日本天臺宗的一塊心病。[13]

圓仁赴唐，便希望能夠彌補這個缺憾。

不幸的是，圓仁抵達揚州以后，就被當局限制在開元寺學(xué)習(xí)梵文，不得離開地界一步。他希望到老師訪問過的天臺宗圣地天臺山參拜，也得不到支持和批準，更不用說前往長安深造了。圓仁此行的目的，一個都不能實現(xiàn)。<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