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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未曾命人斬殺熊鎬，但對于這些羅國百姓來說，也已經是極為難得。

自羅國立國以來，一直都是以諸侯及卿大夫與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為主，從未有過如同今天這般，為了一個采邑里面的百姓公開懲處一個卿大夫的事情。

所有的百姓腦海之中都想起了熊逢口中的‘大同’，心底對于熊逢承諾的‘未來’紛紛多了幾分希望。

“君上或許是真的要構建一個大同羅國呀，可是，這樣子真的不會讓我羅國的百年基業毀于一旦么？”

熊譽是少有能夠看得懂大同社會與現在社會的不同之處的人。那些個智商不高的卿大夫與士大夫們根本就沒弄明白‘大同’國策如果正式被確立之后，社會將會發生多么巨大的變化。

他們只是單純的為熊逢受到的擁戴而震懾，沒有感受過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他們根本想不到一個‘人有其屋，耕有其田’的社會到底有多么巨大的吸引力。

當然，真正的大同自然不可能是只有簡簡單單的這么幾句，也不會是熊逢目前的這種國策，之所以叫做大同，不過是因為某位讀書讀得混淆了的宅男腦子抽抽了而已。

而且他許諾的事情實際上也沒有定性，說人皆有其屋，茅草屋也是屋吧？說耕種有其田，那么貴族多點，百姓少點不過分吧？說老人，小孩兒，病人，寡婦，殘疾人等等都有所依靠。

只不過是承諾了給他們一份依靠而已，又沒說具體要提供多大的依靠。

總之熊逢的這一條國策看似高大上，若是深究起來，實際上回旋余地還是非常多的，當然，其中最為關鍵的卻還是沒有交出任何的權柄，不像是真正大同那般將國家權柄交給圣賢之人。

反正這不是春秋，熊逢理所當然的認為不會有老子孔子等人出現。

周天子坐鎮天下之中央，有國人九千萬，雖然人口密集，人均耕種面積少，但架不住人家有諸多國家上貢呀，那可不是歷史春秋上那般好惹的，強大如楚國，也需要聯合東吳與南越兩國，合三國之力方才敢自稱為王。

且就算是楚國稱王，但依舊還是自稱是周天子的臣子，并不敢公然反叛，便可見一般。

熊逢演講之時，言說自己乃是奉周天子之臣，倒也沒有什么不妥之處。

在沒有歷史的大背景之下，沒有了許多華夏歷史上發生的大小事件，有什么本該出世的圣人沒出世，倒也沒什么好奇怪的。

也就在熊逢令人當眾除去熊鎬官職，罷黜了他的采邑之后，熊逢看了一眼四周那些受到了震懾的文武大臣，眼眸之中多了一絲絲的喜意。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越來越像是一個君王了，不論是個的城府還是思考的角度都發生了改變。

他已經不再單單是如同剛剛來到這個世界之時那般單純，考慮事情也不再是以個人的角度出發去想問題了。

處罰了熊鎬，給滿朝文武提了一個醒，讓他們在做某些危害熊逢利益的時候能夠慎重考慮一下后果，不至于像是熊鎬一般，被家里的悍婦把持了財產之后，不想著如何說服自己的妻子，反倒是把鬼主意打到那些無辜的平民身上去了。

“自羅立國百年，每一代君上都是戰戰兢兢的為羅國的興盛而奮斗，然而卻一直都未曾真正的重視過百姓的冤苦。上將村村民狀告上將軍熊鎬之事卻是給寡人提了一個醒。國家必然不能夠只為某一部分人而存在，寡人乃是羅國的君上，是羅國百姓的統治者，也不能單單只面對朝臣，也應該面對我羅國的國人，所以，寡人于君上府外設一‘鳴冤鼓’，今后但凡有士大夫，卿大夫欺壓百姓，不與活路者，一律皆可前來擊鼓鳴冤。”

熊逢想了一個晚上，為了增強自己與國人之間的聯系，同時消除卿大夫與士大夫階層把持朝堂的弊端。避免再次出現‘君不知民，民不知君’的窘迫。

所以熊逢決定仿后世的那些衙門擊鼓的事例在府外設鼓，借著懲處熊鎬的余威，朝臣并無一人敢于反對。

今后鼓聲一響，恐怕那些有著某些不良案底的朝臣們都要渾身打顫了吧？

羅國不過百里之地，國人數量只十萬之數，其中大多數人口的稅賦還都掌握在士卿階層的手中，雖然這些士卿依舊會向國家繳稅，但誰知道他們到底收了多少稅賦？

甚至是因為沒有留案的習慣，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到底有沒有繳稅的都還不知道。

熊逢有意壯大羅國，那么第一步不是搞什么外交，也不是搞什么軍事。首先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羅國內部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