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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的脾氣很倔，連巡找哥們一連去串烤店里泡了很多天，他才受不了冷清的生意決定主動搬遷。王哥隨后又請我們吃了頓飯，塞給連巡一包錢，連巡則直接遞給了我。讓我很為難，雖然知道王哥塞給所長的錢才是大頭，不過打發給我的這些錢根本不夠我請哥們出去瘋一夜，甚至得自己刮肉。

還好，黑臉的事立即撤訴了。我不知道所長找了什么借口或者人情，胡子搬遷的第二天黑臉便給我買了兩條好煙。

我擔心的事情沒有發生，和平區開業也讓我沒有時間再考慮這些。汪洋十足風光了一頓，開業當天和平區門外的半條街都停滿了車，那一天長勝告訴我和平區賠了十幾萬酒水錢。當然，這是賬面上的，我想汪洋一定賺了幾倍或幾十倍回來，對他來說，人情比錢更重要。

隨后讓李桐和小腰興奮的那堆明星也出了場，原本無門票改成了五十一張，場子里卻爆滿到必須停止售票。男男女女進場不過是為了瞻仰一下明星的面容，而明星們卻僅僅是坐在二樓的包廂里偶爾探頭。

我連他們的包房都沒進過，自帶的保膘嚴嚴實實擋住了大部分人的好奇心。汪洋帶著李桐進去坐過，我死磨硬泡才僅僅把小腰也送了進去。

比起這些人，老板們則要高調的多。盡管腰包或許比不上大紅大紫的明星，他們卻不屑追隨這種潮流。有位外企的老板頭天來便嘮叨場子里賣酒的女孩太庸俗，我要下了他的電話，第二次來時，我把雞頭剛漂來的兩個大學女生送到了他的身邊。因為這事，他居然安排公司的職員每個月到和平區包一次下午場。

不算酒水，包場三個小時三萬塊，而且不是周末，他說出這些話仿佛就像在玩鬧，毫不在意。

雞頭很羨慕那兩個女孩子，老板坦白要包養她們，但只到她們畢業之前。畢業后一人一套房子一臺車，以至于那兩個女孩子沒多久就尷尬的帶著自己的同學找我們幫忙“推銷”。

錢對男人來說是根子，長相身段對女人來說也是同樣。小腰不屑這些，我和雞頭卻樂此不疲。那些日本韓國的老板比中國老板要大方的多，幾年換一批，新來的人第一件事似乎就是包養女孩，給我們的油水也多到眼花。

當然，場子紅火的后果是我們累的筋疲力盡。

每天東子、二郎都得跟幾個哥們在人流里溜達，偶爾還得請新面孔到處搜藥——汪洋不許場子有賣藥丸的人，對一個包房沙發都是真皮的場子來說，確實不需要這些。雞頭和修鬼則更忙一些，倆人學著長勝哥的模樣買了掌上電腦，記的東西很無聊，只是某某號桌子點了某某號小姐和某某號小姐等待出臺。

至于我，我不清楚自己在汪洋心里是什么地位，每天我要做的仍是往返于和平區和李桐的學校。李桐車沒到位便打算練手，我得在一旁眼睜睜看著她把車撞到操場上的木樁，而且我不能說一句抱怨的話。如果說小腰開車穩當到三十秒的綠燈時間不夠她過十字路口的話，那么李桐開車則除了方向盤看不到任何其他東西。只要踩住油門，李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省油，更不知道什么叫做先停后過。

汪洋問過我到底要給李桐買什么牌子的車，我只回了一句，“要么軍車，要么坦克。”

汪洋笑了，我也笑了，隨后他抽時間帶著我去了外地一圈。訂了三臺車，一臺紅色豐田，兩臺中華轎。豐田停在了李桐家樓下，等待她放假時開出門拉風，而兩臺中華轎汪洋則讓我分別開去了別人的家里。

也許就是連巡所說的所謂的借車給別人開，當我交出鑰匙時，我心里很不平衡，看著那兩個人，我一直嘀咕，“早晚你得給我還回來。”

相對于我，修鬼那些人想法要更單純。“別拿玉溪以下的煙給我抽，我嫌丟人。”雞頭天天把這話掛在嘴邊。

我發覺我們都變了，以前津津有味的紅河和白沙，現在都變成我們不愿抽甚至不愿放在兜里的煙。它們的味道還是那樣純，只不過我們抽的不再是煙，而是錢和面子。

那期間我見過李桐的父親幾次，老爺子身體不大好，天剛涼就干咳不停。問起李桐在學校是否乖巧時，我插嘴說場子被汪洋管的很好，李桐也被我伺候的很安全，老爺子不必費心這些，找個環境好的地方多作療養。

“你見過誰賺了錢就放手不干嗎？”李桐的父親語重心長的說：“確實，我現在衣食無憂，我看好一張五萬塊的椅子，我想都不想就可以買下來。但是，我放不了手。我現在忙不是為了賺錢，能買到什么無所謂，我賺錢是為了讓別人高看我一眼。”

我不明白他的話，但我明白他的處境。口口聲聲說錢只是符號的人，賺錢卻比任何人都要瘋狂。因為他們靠錢得到了名聲，買到了自己的面子，而離了錢，他們只是普通人。普通，這其實就是一個最能傷人的詞，只有無能為力的人才自甘普通。

大概靠著運氣我能站到李桐身邊，老爺子對我的報酬也讓所有人眼紅，他安排我認識了不少海關和鐵路的朋友。不是為了走私那么夸張，物流越來越發達和必須，在這方面關系穩當的話，賺的錢會讓人驚訝到合不攏嘴。

汪洋的一位朋友從事物流，靠著和海關的關系，每月公司給他三十萬的薪水。可笑的社會，念了幾十年書的知識分子比不上認識幾個朋友的半文盲，但恰恰就是這樣。

“好好學著好好干，但是別干違法的事。”李桐的父親囑咐我的這句話，不知道是諷刺他自己還是提醒我。

當一切都讓我和我的哥們知足的時候，當我們整天站在和平區招牌下扯淡胡侃的時候，我們欠下的債卻突然落到了我們的頭上。

十一月左右，汪洋招來了幾個哥們替和平區策劃元旦的節目，有個南方過來領舞的丫頭跟我泡的火熱，背著小腰經常到我家過夜，無非是想留在和平區長久干下去。但我沒有提，她也聰明的不主動開口問。沒什么是長久的，我一直這樣認為。

有天晚上我支走小腰，帶著領舞丫頭回家的時候，長勝哥突然給我打了電話，一句話，“修鬼出事了。”

我什么都沒問，穿上衣服就跑出了家。和平區雖然人多事雜，但想象中酗酒鬧事很少發生。一是因為這里的老板是汪洋，二是局子里的朋友每天都會來“捧場”，有他們在，我們根本無事可做。

以為修鬼在場子里與客人動手吃虧，我打車跑去和平區后直接在門口把迎賓都喊了進去。

“人呢？”我跑進經理室，看到雞頭那些人正與長勝坐在一起，臉色凝重。

“在醫院，他爸在那看護，我們都回來了。”二郎接口說。

“誰他媽干的？跑了？都他媽吃干飯的？還能讓人跑了？”我心急的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