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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光盤之后，曲衷回到律所，像拆大禮包一樣，把里面的材料一一打開。

和其他案子的閱卷材料大差不差，里面基本上是一些文書材料，包括被告人的幾次訊問筆錄，被害人的詢問筆錄，被害人法定代理人的證人證言，《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書》以及抓捕經過等一些程序性的文書。

唯一多出來的，是一個視頻文件。

曲衷暫且不管。為了方便閱讀做標記，以及為了結案之后歸檔，她先把所有的文書材料打印了三份出來。一份放在身邊自己看，一份留存歸檔，還有一份拿給了蘇榮欽。

因為這案子是她和蘇榮欽兩個人一起承辦的，關于這個案子所有的信息他們都要及時共享。

這些準備工作做完之后，曲衷才耐下心來，開始逐一閱讀這些材料。

她首先點開了那個視頻文件，本以為可以通過最直觀的方式了解犯罪行為發生當時的情況。可點開一看，畫面鉛灰，像素很差，模糊一片。只能隱約看到一個大人，和一群排排站的小孩。

這個大人具體對這群小孩做了什么，完全看不清楚。并且視頻時長很短，后面應該還有一些關鍵性的畫面沒有拍到。

曲衷叉掉視頻，又開始埋頭看文書材料。她發現里面段寧齊的口供一直很穩定，他堅決否認自己對園內幼女做過任何違法的行為。

而多個被害人以及被害人法定代理人的筆錄內容卻高度相似，就像是提前商量好了似的口徑一致，一律指認月亮船幼兒園的園長段寧齊，不止一次地對園內幼女有過猥褻的行為。

此外，鑒定書中的結論也顯示，雖然這些幼女的處女膜完整，沒有活動性出血，但是普遍存在陰部紅腫的現象，不排除有被猥褻的可能性。

但是猥褻的主體到底是不是段寧齊，目前證據不足。可能是因為家長們發現得不夠及時，指紋已經被清洗掉。

看完上述全部的材料，曲衷總算能理解蘇榮欽口中的這個案子很快會爆是什么意思了。和陳夕強奸案一樣，這個案子一旦被公開，一定會成為在C區、申城乃至全國有重大影響力的公案，比陳夕案有過之無不及。

因為這個案子的被害人，是一群只有四、五歲左右的幼女，極其弱勢的群體，更容易引起公憤。

單看手邊的閱卷材料，被告人方和被害人方說得完全相反，曲衷根本不能做出任何判斷。于是她翻出蘇榮欽給她的那堆委托材料，找到了段寧齊的聯系方式，撥通了他的電話。

他很快接通，問是誰。

曲衷覺得，段寧齊的聲音聽起來和三年前不太一樣。但或許是時隔太久，她的記憶出現了模糊。

來不及細想，曲衷向他直抒來意：“段先生您好，我是您的辯護律師曲衷。想跟您了解一下您這個案子的細節，您看您什么時候方便來所里一趟？”

曲衷只是提了一個辯護人約見當事人的正常要求，可段寧齊卻沉默了，過了一會，他語氣漠淡地問：“我想說的能說的都說給公安了，還要我過去做什么？”

隔著電話很難判斷對方的真實情緒，曲衷以為他是嫌麻煩，于是她解釋道：“段先生，您不方便和公安說的話，大可以和我講，我是站在您這邊的……”

結果沒等她說完，段寧齊已經不耐煩地打斷了她：“你問這么多干嘛，你到底行不行？”

和所有脾氣大難伺候的甲方一樣，他質問她行不行。曲衷呆住了，她無法將電話那頭的這個人和她記憶里的段寧齊掛鉤。

被告人尚有替自己陳述申辯的權利，更何況曲衷，她覺得有必要把她的工作講清楚：“段先生，您得把事實全都告訴我，我才能有針對性地提出辯護意見。”

她想要段寧齊提供的事實，是可以拿來做無罪或者罪輕辯護的事實，絕非他下面說的這些話：

“事實是吧，行我告訴你，全是我做的。公安指控的一點沒錯，在那個視頻后面，該做的不該做的我都做了。”

“用手，用筆，用戒尺。我讓這群小東西乖乖排好隊，她們叫都不敢叫。”

評判是非善惡從來都不是一個律師應該做的事情。不對，是任何人都不應該輕易地去評價他人的是非善惡。

曲衷覺得，這世上只有兩種人有這個資格。一種是身披無知之幕不帶任何主觀感情的圣人，另一種是有國家公權力撐腰的法官。

可三年前，曲衷面對段寧齊的時候，她第一次憑著直覺，憑著一顆感激的心，給他打上了一個好人的標簽。

一個淺顯又武斷的評判。

就是這么一個她認為的好人，現在對她說了這些話。

目無法紀，公然挑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把三年前的她，以及幾分鐘之前的她，打臉打得又紅又腫，火辣辣地疼。

曲衷僵坐在位置上，莫大的駭然過后她的語氣反而是冷靜的：“你說什么？”

“我說得很清楚了。”段寧齊不屑地冷哼一聲，“我就搞不懂了，這就是蘇榮欽給我推薦的申城十佳刑辯律師？你到底是怎么拿到這個獎的，不行就滾蛋，申城有的是律師可以接這個案子。”

說完他就掛掉了電話，生怕慢了一秒。

曲衷的耳邊“嘟”聲縈繞，遲遲不消。

段寧齊的每句話，字字千鈞，震得她的心地動山搖。

什么工作也無法繼續開展下去了，她盯著蘇榮欽辦公室的門盯了許久，終于走過去敲響。

“請進。”

曲衷調整了一下呼吸，扳下門把手，走了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