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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利”，也重“義”

都說騰訊現在成了互聯網行業最賺錢的企業，自然其“利”可觀；而騰訊在很大程度上又改變了人們的溝通方式，又是一種“大義”。

但不管怎樣，做企業不能只以賺錢為目的，在“利”的基礎上要更加注重企業的“義”，這樣才能成為一個受人尊重的企業。

——《第一財經日報》

騰訊之“利”可觀，之“義”曾遭網友質疑，他們認為騰訊收費項目過多，有些收費不盡合理。馬化騰回應說，騰訊改變了人們的溝通方式，這要算一種“大義”，他自己就收到過通過qq找到伴侶的喜糖，何況收費不是強制性的，而是擺出來可供選擇的，“如果免費服務也做成收費，那市場肯定就不答應。”

如今面對甚囂塵上的微信收費的問題，騰訊及時站出來辟謠，并堅決表示：微信不會收費。

儒家有一種思想叫“義以生利”，意思是說行義也能產生利。這就要求企業在自身發展的同時，也要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積德行善，多行義舉，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報效國家，回饋社會。

這些行為不但不能為企業帶來直接的利潤，反而還需要企業付出一定的額外費用。但從長遠來看，能使企業在社會公眾心目中樹立起良好的形象，極大地提高企業的知名度和美譽度，為企業發展創造一個和諧的外部環境，這反過來又使企業受益匪淺，實現企業利益與社會責任的良性互動。

得民心者得天下，眼里只有“利”而沒有“義”的企業終究會得不償失，自食苦果。

逝世已60多年的圣雄甘地，在20世紀提出毀滅人類的“七宗罪”，其中一宗就是“沒有道德的商業”。

對于商業倫理缺失的現狀，曾任ibm（中國）全球企業咨詢部運營戰略首席顧問的白立新曾說，企業家在天堂門口的時候，上帝不問你的企業有多大，他會問你做大企業的過程中做過多少傷天害理的事；上帝不問你的企業有多強，他會問你做強之后是否善待客戶、員工和伙伴；上帝不問你的企業有多久，他會問你在長久時間里，消耗了多少石油、天然氣、煤炭、淡水、新鮮空氣等不可再生的資源！

企業贏利與否本來與道德無關，但企業以什么樣的方式贏利或虧損，則不得不考慮是否有違道德。《史蒂夫·喬布斯傳》中介紹蘋果營銷哲學一段里，作者描述喬布斯時強調，“你永遠不要懷著賺錢的目的去創辦一家公司，你的目標應該是做出讓自己深信不疑的產品，并創辦一家生命力很強的公司。”

《世界經理人》雜志曾針對1500余名企業經理人做了一項調查，其中，近八成的受訪者認為，企業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商業道德的喪失。除此之外，認為“急功近利，沒有長遠發展目標”和“價值觀缺失”造成企業失敗的受訪者也分別達到74.1%和62%。

“近些年來，在資本、利潤的驅動壓力下，中國企業越來越浮躁，越來越重視規模、利潤，卻忽略了道德和法律的約束，因此導致與之相關的各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中國社科院經濟學和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鐘宏武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順豐董事長王衛在談到為何不想上市時就曾表示，他做企業，是想讓企業長期地發展，讓一批人得到有尊嚴的生活。如果上市，環境發生改變，就要為股民負責、要保證股價不斷上漲，企業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利潤。這樣企業將變得很浮躁，和當今社會一樣的浮躁。

“在利益訴求和堅守道德的衡量中，企業應著眼長遠，平衡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這需要管理者的全面考量。”廈門大學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文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李偉陽認為。

為了鼓勵企業自主地提高道德建設水平，西方一些政府的管制措施尤其具有針對性和差異性。例如，政府對經營道德上出現問題的企業在執行罰金上有不同措施：原本應處以罰金4000美元的事件，如果被罰企業已經建立了內部道德管理制度，則罰金為標準的0.05倍；如果企業沒有建立相應的倫理管理制度，則罰金為標準的4倍。

企業倫理的外部制度建設同樣可以從倫理標準的引導、倫理監督、倫理獎懲等多個角度進行。在加拿大等國，政府不僅有完善的法規，在某種程度上強制企業遵守一定的倫理規范，還設有專門負責監督的倫理官員。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蘇勇認為，以先秦儒家“見利思義”的義利觀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傳統商業經營思想，或許對我們今天構建現代商業倫理體系，矯正企業經營倫理和企業家的義利觀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企業道德思想取決于決策者的道德素養，正如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里所言，企業家要有“道德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