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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娃兒說，我日你娘哎！人說樹老成怪，人老成妖，真不假呀！

其他人看沒事，也都圍過來了。高文玉聽了喜娃兒的話，接口道，看看哩！這一妖一怪要不死，說不定要給咱怪屯帶多大災禍哩！

這時候，人們看見，雷大妮一個人把太爺的尸體背了出來。她家是長門，住著祖屋。她要把太爺背到自己家里，在祖屋里支上靈床，擺上供香，點上長明燈，要把太爺隆隆重重、光光彩彩地安葬了。

……

后來怪屯成了水北縣一個旅游景點，景點的名字叫“樹怪人妖”。但人和樹都死了，只剩下一個添油加醋的傳說。不過名字很有誘惑力，游客不少，怪屯家家都辦起了農家樂賓館，做起了農家特色飯。生意很紅火，外出打工的人都回來當起了老板。

第八章 鬼搗蒜

怪屯解放前沒有多富的人家。日子好點的，一個是李饃們家，他家是土匪，田畝雖不多，但外財不斷。再一個是李石家，李病吾是看病先生，“餓死國公，餓不死先生。”看病先生家雖無大富，但也沒多窮的。雖有一家地主，但僅有五六十畝地，平時連花卷饃都舍不得吃，日子還沒有李病吾和花魚兒家過得滋潤。

這個地主就是李子棠的兒子李干奎。他識幾個字，鄉政府想動員他出來工作，當鄉財糧（解放初職務，相當于會計）。可是他膽小，鄰村有兩個地主叫槍斃了，這天鄉政府讓婁慶通知他去鄉里談話，他就害怕，一根麻繩吊死了。這樣，21歲的吳秋云就成了寡婦，3歲的李長樹就成了孤兒。吳秋云守了20年寡，熬到了1971年，把孤兒李長樹熬成了23歲的小伙子。

李長樹知道媽媽守一輩子寡，把自己養大不容易，所以特別孝順。吳秋云有長秧子病，渾身疼，長夜睡不著。到醫院看吧，沒錢；到大隊衛生所看吧，自己成分不好，不讓參加合作醫療。為了給媽治病，李長樹除了一天也不耽誤工分外，就千方百計搞點副業。副業是毛主席時候的一個專用名詞，后世之人必須看詞典才能弄明白。那時全黨大辦農業，農業就是農村的主業，所以農民想干點兒農業以外的事情弄倆錢兒花花，就叫搞副業。許多生產大隊都建有副業隊，有的組織一幫子人拉架子車，有的組織一幫子人到火車站去卸煤、扛糧食包。生產小隊不讓干，個人更不讓干。個人干是資本主義尾巴。1971年的時候，專門有個割資本主義尾巴運動，偷著喂頭驢的，偷著到山上挖藥的，偷著賣雞蛋的，偷著行醫的等等，都是長了資本主義尾巴，要割掉。割的辦法就是沒收錢物、批斗、游鄉、辦學習班。個人允許搞的副業是養豬、養羊、養雞，但嚴格限制數量：每戶雞5只，豬一頭，羊兩條。一只鴨頂一只雞，一只鵝頂兩只雞。不準養兔。嚴禁養馬、養牛、養驢。

李長樹母子兩人，所以養了5只雞、一頭豬、兩條羊。滿負荷了。

但吳秋云整天藥罐不倒，花錢多，李長樹還隔三岔五地買只雞、買只老鱉什么的，給母親補補身體。所以，那點副業根本不夠。

李長樹會石匠手藝，抽在大隊副業隊干活。副業隊又叫石工隊，用升龍崖上的青石頭打門墩，打牛槽，打擂臼。

李長樹就想偷偷地打擂臼賣。門墩一個幾十斤，牛槽一個幾百斤，不好掖著藏著；擂臼小，一個就十幾斤，打好后便于往外攜帶。

于是，上工時李長樹就比別人多帶了一個荊條籮頭。別人休息他不休息，他到山坡上去割草。名義是割草，實際上是偷著往家帶石料：在山坡上撿一塊石頭放籮頭底下，上面草一蓋，誰也不知道。放工時帶回家加班加點地干點副業，長資本主義尾巴。

當然，得絕對秘密地干。讓人知道了，別說你是地主娃兒，就是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也要斗你個七死八活。

可石匠活是硬三碰，鐵錘碰鋼鉆，鋼鉆碰石頭。3個龜孫都是暴脾氣，孬好一碰，就叮當二聲地叫喚，叫喚得滿村都能聽見。

這是個大矛盾。不過李長樹早已胸有成竹，想好了解決的辦法。

李長樹的院里，靠西墻根兒，有一個紅薯窖。怪屯盛產紅薯，家家都有紅薯窖。紅薯窖像打井一樣豎著挖下去，挖到一米多時，往兩邊斜著挖，越斜越深。這樣，紅薯窖的內部空間，就是兩個半甕型。兩個半甕的結合部要留著，留有一尺來厚，形成井壁，井壁上挖上腳窩，這樣好像一把豎梯從井口一直插到井底，便于人上下出入。甕的肚子大小，要視這家每年所收紅薯的多少而定，有的大窖能盛十來車紅薯。

李長樹就想在紅薯窖里打擂臼。

李長樹家的紅薯窖是他爺爺李子棠（見《月牙橋》）活著時打的，比較深，井壁上磨得光溜溜的，長了許多綠苔。那天晚上下工后，他把草籮頭放下，關上大門，揭開紅薯窖蓋子，進屋拿出一件小襖，取下掛在廚房墻上的勾擔，用勾擔勾勾著小襖，系到紅薯窖里來回拉了十來下。這時民兵排長李石頭推開大門，說：“長樹哥，干啥？”李長樹猝不及防，嚇得一哆嗦，答：“啊……我我我拾點紅薯。”石頭說：“現在還有紅薯呀？吃恁省！”李長樹說：“還有幾個，不知道壞沒有，下去瞅瞅。石頭，你有啥事吧？”李石頭說：“我借你勾擔用用。你正用著，就算了。”李長樹趕緊把勾擔塞給他，說：“給給給！我正好用完啦。”

李石頭走后，李長樹又把門關了，用杠子頂住。然后，把籮頭里的草掏出來，一半扔到豬圈里，一半扔到羊跟前。一塊石料就露出來了。他提著籮頭來到紅薯窖口，搬出石頭就撂了進去。這時的甕型紅薯窖，就像大地的子宮，隨著“嗵”地一聲悶響，一個受精卵就被植入了，一條資本主義的尾巴，開始著床發育。

從此，李長樹一收工就鉆到紅薯窖里打擂臼。為了不讓聲音傳出去，他進去后就把蓋子蓋上，出來時再用頭把蓋子頂開。那蓋子是一個磨扇做的，二百來斤重，蓋一次開一次都要手腳并用，累得脖兒梗生疼，頭暈半天。

蓋子一蓋，窖里邊一片漆黑。李長占就點了一個墨水瓶做的煤油燈。這就出了問題，差點把他悶死。那是第一次下去。紅薯窖里氧氣有限，煤油燈著了一陣兒，就把氧氣耗完了。李長樹覺得氣悶，越來越悶，身上發軟，錘子也舉不起來了，煤油燈也一下子滅了。這時才突然意識到是缺氧。他想站起來去窖口，可是已經站不起來了。幸虧這時上工的鐘聲響了，他媽趴窖口喊他上工，干喊不答應，趴磨扇眼上聽聽，聽不見動靜。老太太知道出事了，又不敢喊人幫忙，不知哪兒來的一股勁兒，竟一下子把二百多斤的磨扇給掀了起來。然后就往屋跑，拿件衣裳，放進竹筐里，用勾擔勾著在紅薯窖里上下拉。拉了一陣兒，就聽見窖里傳來兒子微弱的喊聲：“媽，媽，媽……”吳秋云趴到窖口上說：“娃兒，上工吧，鐘都敲兩遍了。”

這次缺氧，讓李長樹渾身軟癱了兩天。吳秋云不讓他干了，但他不聽，一個擂臼賣2元4角錢，能給媽看半月的病，讓媽睡半月好覺。他開始想解決缺氧的辦法。地主娃兒聰明，他到縣城的五金交電里割了15米黑皮膠管，一頭插到窖底，一頭拴到墻頭上。這樣，紅薯窖里就有了空氣對流，燈也不會滅了，人也不會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