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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和改革派是黨內的兩大派系，他們的恩怨要追溯到五十年前。

那時新共和國剛成立不久，許多制度和政策還屬于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因為大災難的發生，國家的地理面貌發生了嚴重的變化，一個多世紀積累下來的生產資料和基礎建設大量損毀，所有的一切都要從頭開始。

屋漏偏逢連夜雨，大災難的余波又一次侵襲了這片土地，旱災、水災、蟲災接連不斷，老百姓苦不堪言。

這個時候，一個叫盧曜康的青年干部站了出來，他發現“地理大變化”發生之后，許多地方的地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原先貧瘠的土地變成了千里沃野，原先的崇山峻嶺現在變成了河套平原。

他號召大家進行遷徙，在更為肥沃和安全的土地上進行資源開發和建設，我們現在的很多城市都已經不是原來那個城市了，只是套用了過去的名字，在他的幫助下，國家生產力漸漸得到了恢復。

盧曜康在人民心中的聲望越來越高，吸引了很多人聚攏在他的身邊，也讓原統治階級產生了不滿。

原統治階級認為，現在之所以有新共和國，都是在大災難發生的時候，他們率領老百姓躲避天災，安家落戶，也是他們冒著生命危險保留了過去的大部分制度和基本生產資料，才讓國家概念得以存續，民族不至于消亡。

原統治階級和盧曜康的追隨者們發生了意見上的分歧，最終決定各退一步，在保留原統治階級制定的制度和政策基礎上，一步一個腳印地慢慢發展。

于是，黨內兩大派系正式誕生了。

只不過和五十年前不同，現在的兩大派分歧不在于思想，而在于利益罷了。

國家領袖盧曜康在三年前就已經身體抱恙，主持不動政務了。他把權力交接到了自己的徒弟，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長晁崇陽的手中。

晁崇陽是改革派的領袖，一直致力于國家法律的完善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他認為國家生產力發展的滯緩和老百姓的生產積極性脫不開干系，人都是趨利的，假如不放開宏觀調控，國家的經濟、科技、文化都會一直處于落后于過去的狀態。

保守派的領袖，國民大會常委會委員長喬童舟卻認為，放開監管的代價就是貧富差距的進一步加大，政策的不可逆轉性和階級固化。假如強化私有制，直接受益人不是處于底層的老百姓，而是權貴和大資本家。窮人沒有先進的生產設備，和資本家競爭不具備任何優勢，到最后就會變成大資本家壟斷市場，窮人一輩子為資本家打工，國家、政府甚至也會漸漸淪為資本家的盤中餐，這個頭絕對不能開。

自此，雙方開始拉攏各方勢力加入自己的麾下，明爭暗斗了數十年，相持不下。

直到那只黑暗中的手點燃了導火索。

“喬老，今天冒昧地前來，是因為有件事兒必須要跟您商量。”

李敬龢畢恭畢敬地說道。

“我有一個扳倒改革派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