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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林擔任刑警支隊長多年，年齡漸長，向上空間關閉，退居二線是遲早之事。他不留戀官位，只是對未偵破的五起命案耿耿于懷。這五起命案最早一起距今超過十年，當時偵辦案件的刑警或退休或調動工作，若沒有專門力量介入，這些積案最終會變成檔案里的死案。每次想到這一點，他便覺得未偵破的五起命案是對三十年刑警生涯的諷刺和侮辱。

他如今還擔任刑警支隊長，時常關注這五起案件，發現線索就會派偵查員調查。等到自己退居二線時，接觸過五起積案的人越來越少，現存有利條件不復存在，要破案更是難上加難。

今天，朱林腦中猛然間形成一個模糊想法：侯大利是偵辦五件疑難命案非常合適的人選。

要偵辦這種疑難積案，必須是性子執拗的人，否則很難咬死一個案子不松口。侯大利這個富二代為了偵破楊帆案能考入政法大學，性格肯定執拗，不達目的不罷休，不管別人看法，正是典型的犟驢子性格。

除了性格以外，還要有破案的能力。侯大利是山南政法刑偵系學生，成績還特別優秀，從這一點來說，他經過實踐磨礪以后，應該具有辦積案的能力。

最后一點，破積案靠毅力也靠運氣，不能有太強的功利心，侯大利背景特殊，不需要升官，更不需要發財，恰好符合這一點。

他想了一會兒，自嘲地笑道：“侯大利就是一個實習警員，現在想這些虛無縹緲的，有屁用。”

在刑警支隊長辦公室當面接受上崗教育之后，侯大利這才到刑警二中隊報到。在中隊長辦公室等了一會兒，見到了刑警二中隊丁浩隊長。

“聽說你很能打，這很好，以后抓人多了個助手。小偷小摸、賭博的、嫖娼的，你下手別太狠，稍不小心，中隊吃不了還要賠一砣。殺人搶劫、販毒的，下手就要讓他們失去反抗能力。”丁浩很風騷地穿了一雙紅色運動鞋，一對黑眼圈很有喜劇色彩，與板著臉一臉嚴肅的朱林形成強烈對比。

侯大利笑道：“我能打，誰說的？”

“朱支給我通了電話，說你是刑偵系散打好手，下手有點毒，喜歡使用反關節技，讓我把你管好用好，別搞出事。”丁浩笑嘻嘻地打量侯大利，道，“朱支專門打電話關照實習生，罕見哪！老實說，你有什么背景？”

侯大利是土生土長的江州人，父親是鼎鼎大名的侯國龍。但是，他在小學后期以及初中階段都在省城度過，高中階段更是閉門讀書，大學階段則完全封閉在山南政法大學校園里。江州商界很多人知道侯國龍有一個獨子，真正見過這個獨子的人并不多。丁浩更是壓根沒有將實習警員侯大利和大老板侯國龍聯系在一起。

侯大利自然不肯輕易講出自己是國龍集團太子，含糊應對。

中午，丁浩搞了一個簡單接風宴。說是宴，不過是中隊在家刑警坐在一起吃飯，滴酒未沾。下午，侯大利正在翻閱《江州公安局辦案指南》，接警電話響起。值班民警李超道：“群眾抓了個小偷。帶甩棍和手銬，馬上到現場。”

皮膚黝黑的李超將車鑰匙丟給侯大利，坐在副駕駛位上連續不斷地打哈欠。侯大利實習當天就遇上事，很有幾分興奮，警車開得飛快，拉起警笛，閃起警燈。

“抓個毛賊，警燈和警笛就免了，吵得慌。”李超伸頭瞧了瞧侯大利臉上表情，道，“有案子發生，是不是特刺激？以后你下了隊，只要干一年，聽到電話響，準會被嚇得心驚肉跳。我們隊大部分人都有心理毛病。誰都不例外，當刑警久了肯定得神經病，至少神經衰弱。”

中隊同事都直呼李超為“李大嘴”，侯大利坐在車上很快便明白“李大嘴”的來由。從上車起，李超嘴巴就沒有停過，確實對得起“李大嘴”這個綽號。

侯大利關了警燈和警笛，繼續聽李超嘮叨。

“為什么會成神經病？很簡單哪。我才參加工作的時候，遇到的大多數都是毛賊和笨賊，如今信息時代，犯罪分子茄子開黃花——變了種，高智商犯罪、流竄作案、職業犯罪明顯比以前多。他媽的，反偵查意識也越來越強。破案難度大，辦案周期縮短，考核也緊，血壓不高都難。機關全是年輕人，派出所和責任區最年輕的也有三十歲吧，我們中隊平均年齡三十六歲。你來了，算是拉低了刑警二中隊的平均年齡。

“喂，你別悶著，總得說話呀！”

“我們中隊刑警心理狀態真的很差嗎？”在刑偵系里，每天都會被老師煽動得熱血沸騰，前來實習的警員都打了雞血，憋著勁兒，想在實習單位好好表現。聽到李超如此說，侯大利不覺對刑警隊現實情況有幾分好奇。

“初到刑警隊，大家成就感很強，也很興奮，迫不及待地要辦案子，我相信你現在也是這個狀態。工作幾年，你就能嘗到萬般滋味。走訪、抓捕、詢問等時間安排極不規律，也沒有辦法規律。長期面對暴力對抗，時不時會上演死神來了的大戲。刑警也是普通人，在這種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下，難免會心情抑郁、百無聊賴、心煩意亂、坐立不安、精疲力竭，嚴重一些就是神經衰弱，頭痛、頭暈、記憶力下降、失眠、畏光、畏聲，最后發展到難以勝任工作。你別撇嘴巴，這是真實發生的。我為什么說得這么溜，這些毛病我都犯過。我們中隊個個都帶點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