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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順帝假手伯顏清除了自己的一大敵對勢力，報了殺父之仇，也為自己接管政權創造了條件。

唐其勢被殺后，伯顏一人大權獨攬，他“專權自恣，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奸謀”10。其位高權重更在燕帖木兒之上。早在元統二年（1334），伯顏曾求為秦王，人們以“秦王大名，恐不宜居”表示反對，伯顏不聽，竟爭辯說：“我聞淮東有秦郵，我索秦郵為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有？，順帝只好以高郵為其食邑，進封他為秦王。殺唐其勢為國除奸后。驕縱更甚，以致敢于要求以薛禪為名。

古代風景畫鑒賞伯顏勢傾朝野，“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為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皇帝賞賜的土地、黃金、白銀、幣帛不可勝計。他變亂忽必烈以來的典章制度、英宗的新政和文宗文治的成果，實行排斥漢人的民族壓迫政策，廢除科舉以塞漢人入仕之途，甚至提出殺盡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他大肆搜刮聚斂，以致“天下貢賦多入伯顏家”，于是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日益激化，各地人民的反抗斗爭不斷發生。

伯顏舊曾為郯王徹徹禿家奴，稱徹徹禿為使長。至此，自以為尊崇無比，豈容其上更有使長。于是在至元五年（1339），誣陷郯王徹徹禿，要求皇帝賜王死。帝不準，伯顏則擅自行刑，殺死郯王。又復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辭色憤厲，不待旨而行。順帝益憤，積不能平。伯顏卻日益立威，“鍛煉諸獄延及無辜”。其侄脫脫在老師吳直方的鼓勵下，大義滅親，為國除奸，為家除害。于至元六年，奪其權，伯顏死于被貶途中。

自唐其勢、伯顏的勢力相繼被鏟除后，元順帝以脫脫為相，力圖刷新政治，以圖中興，社會面貌一度有所改觀，史稱“脫脫更化”。但元朝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積重難返，已非個人力量所能挽回，至脫脫遭讒譖去位后，國事日非，元順帝本人也失去了當初的銳氣，并一味沉湎于享樂和女色，紀綱廢弛，官吏貪蠹，財政困窘，社會動蕩不安，人民起義風起云涌，元朝的統治已處于風雨飄搖之中。

注釋1《元史·明宗紀》。

2關于妥歡帖睦爾的出身，民間曾有其非和世王瓊子，而為南宋恭帝趙顯之后的傳說。考其傳說，仍出自爭權斗爭的需要。文宗是以皇太子（明宗的合法繼承人）的身份繼位的，按照當時兄弟相承、叔侄相繼的原則，理應立明宗子妥歡帖睦爾為太子。但文宗欲立己子，只好在妥歡帖睦爾的身世上作文章。于是，他們傳出消息說，妥歡帖睦爾的乳母的丈夫說，明宗在世時，一直說妥歡帖睦爾不是自己的兒子。因此，令翰林學士承旨阿鄰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識將其事寫入脫卜赤顏（即蒙文宮廷史冊），并令奎章閣學士虞集作書詔告中外。為剝奪妥歡帖睦爾的繼承權大造輿論。《四庫全書總目·史部·雜史存目》條認為此說“實為荒誕之尤”。今人也屢有文章論證此說之不可信。

參見任崇岳《庚申外史·箋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3《元史·順帝紀》。

4《庚中外史·箋證》。以下不注資料出處者。皆本于此書。

5《元史·燕帖木兒傳》稱寧宗立四十三日而崩，不確，實為五十三日，參見《庚中外史·箋證》。

6《元史·燕帖木兒傳》。

7《元史·順帝紀》。

89《元史·燕帖木兒傳》。

10《元史·伯顏傳》。

薛禪。蒙古語，意為“賢者”，自從忽必烈的蒙古語謚號稱“薛禪皇帝”后，任何人不再以此為名號。自伯顏專權，有人則請贈伯顏以薛禪之名。翰林學士沙剌班等上奏：“萬一曲從所請，關系非輕。”于是元順帝不得不請翰林學士歐陽玄、監丞揭傒斯商量，以“元德上輔”四字代替。

《元史·脫脫傳》。脫脫更化元順帝初繼帝位時，也曾有志于中興。但當時他處于權臣燕帖木兒和伯顏勢力的包圍之中，皇位的鞏固尚需時日，也就更沒有機會和力量實現其振興綱紀、整頓和刷新政治的意圖了。政治上的長期失意和被冷落使他學會了忍耐和等待時機。因此，在即位之初他并沒有采取任何大刀闊斧的鋤奸和改革行動，而是靜觀形勢，等待時機，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

即位的第三年，他改元為至元。至元為元世祖忽必烈曾用的年號，以此為年號意味他有意繼承祖宗的事業，實現元朝統治的中興。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利用燕帖木兒家族與伯顏的矛盾，假手伯顏，除掉了政敵和世仇燕帖木兒家族的勢力。而后，他又啟用和培植了政治上有所作為的年輕官僚脫脫。在脫脫的支持、輔佐和配合下，除掉了另一權臣伯顏，又在脫脫的主持下，實行了政治的更新和改革，史稱“脫脫更化”。

脫脫是權臣伯顏之侄，少而有志，就學于漢儒吳直方。一日，請于其師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1足見其早有立功成名于世的抱負。十五歲為怯薛官，文宗朝先后任成制提舉司達魯花赤、內宰司丞、府正司丞和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順帝即位后，兼前職，又同知宣政院事。不久，遷宣政使、同知樞密院事。

至元元年（1335），與伯顏共同挫敗了唐其勢和答里的謀逆，拜御史中丞，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提調左阿速衛。在任御史大夫期間，“大振綱紀，中外肅然”。同時，對皇帝也多有匡正。在扈從皇帝自上都還京師時，行至雞鳴山之渾河，順帝欲在保安州畋獵，伯顏諫止說：“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于飛鷹走狗，非其事也。”有志振興的順帝聽取了他的意見。

脫脫并不因伯顏權勢之重而驕橫，相反，卻常常以此為憂，他對父親說：“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于未敗圖之。”意在由自己家人動手為國除去這一大蠹，以保全家國，得薊其父的贊同。然后又去請教自己的老師。直方鼓勵他說：“《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于國家耳，余復何顧焉。”脫脫除奸意已決，但必須得到皇帝的支持和贊同。

元順帝當時，皇帝身邊多為伯顏同黨，脫脫作為伯顏的侄子、親信，當然是被列入伯顏黨的，皇帝對他不能不有所防范。為了同順帝溝通。他努力接近順帝的親信世杰班和阿魯。順帝也通過二人探查脫脫的底細。“阿魯、世杰班日以忠義與之往復論難，益知其無他心，遂聞于帝。帝始無疑”2。于是脫脫開始與世杰班、阿魯和順帝潛邸漢臣楊踽謀劃鏟除伯顏。

有了脫脫的支持，順帝態度也開始強硬，敢于否定伯顏的意見了。至元五年（1339），皇帝到上都，伯顏出赴應昌。脫脫等曾計劃于上都東門外設兵擒伯顏，恐事不成而止。時伯顏欲借故罷漢人之為廉訪使者，脫脫在吳直方的支持下，先向順帝通報了伯顏的意圖。故伯顏上奏時，順帝不許。后伯顏知事出脫脫，又在皇帝面前要求懲治脫脫，仍未得逞。而在歸大都的途中，伯顏又擅自殺死郯王，貶斥宣讓、威順二王，順帝已經忍無可忍了。

六年（1340）二月，伯顏帶小太子燕帖古思出獵柳林。脫脫、世杰班和阿魯等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于是，順帝至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見，出五門聽命；收繳諸城門鎖鑰，將親信布列于城門下；特令平章沙只班召其館客范匯，以氈車載入宮中，“諭以伯顏罪狀，卸其軍權誅之之意”3，令其與楊璃草擬詔書；夜二鼓，命云都赤月怯察兒至太子燕帖古思營，取燕帖古思還；四鼓，命平章只兒瓦歹持詔趕赴柳林。先解其兵權，傳旨諸道隨從伯顏者無罪，可即時解散，各還本衛。詔稱：“朕踐位以來，命伯顏為太師、秦王、中書大丞相，而伯顏不能安分，專權自恣，欺朕年幼，輕視太皇太后及朕弟燕帖古思，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加以極刑，允合輿論。朕念先朝之故。尚存憫恤，今命伯顏出為河南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領諸衛親軍并怯薛丹人等，詔書到時，即許散還。”

初稿寫作“詔書到日”，順帝說：“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作時。”一字之差，即表明了順帝對除去伯顏心情之迫切，也可看出順帝的精明。伯顏請入宮與帝告辭，使者不許。不久，又詔陽春縣（今屬廣東）安置。伯顏行至江西豫章驛，飲藥而死。

伯顏被貶，前兩都爭戰和王忽察都事件中的主要人物，文宗朝的權臣都受到了懲罰，于是御史臺臣始奏太皇太后非順帝母及其曾害死八不沙皇后的事實。

六月，詔撤去文宗廟主，貶太后卜答失里東安州（今河北安次縣）安置；放燕帖古思于高麗，遣云都赤（帶刀侍衛者）月怯察兒押送。行至沈陽，月怯察兒“拉其腰而死”。

前參與王忽察都陰謀而今猶在世的明里董阿伏誅。

伯顏被貶后，順帝以伯顏弟、脫脫父馬札爾臺為太師、中書右丞相。“僅半載，于通州置榻房，開酒館、糟房，日至萬石，又使廣販長蘆、淮南鹽”4，以牟取商利。脫脫對父親以高官經商營利的做法很不贊成，知其在政治上不會有所作為，于是請參知政事佛喜勸其父解職閑居。不久，順帝以脫脫為右丞相5。

“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而天子圖治之心甚切”6，百官頓覺中興有望。于是在脫脫的主持下，開始大刀闊斧地革除伯顏舊政，推行一系列新政。

脫脫新政的內容主要是興文治、整頓吏治和發展經濟。

七月，詔封微子為仁靖公，箕子為仁獻公，比干加封為仁顯忠烈公。命翰林學士承旨腆哈、奎章閣學士蠖蠖等刪修《大元通制》。

十二月，“復科舉取士制。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舉例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名”7。這一措施是吳直方向脫脫建議的，他說：“科舉之行未必人人食祿，且緣此而家有讀書之人，人讀書則不敢為非，其有系于治道不小。”8“科舉一恢復，對于籠絡漢族士大夫，引導他們走讀書入仕的道路，對于消除由于伯顏推行排儒政策帶來的民族隔閡心理，具有一定作用”9。在脫脫的倡導下，國子監蒙古、回回、漢生員數目迅速增至三千。

至正元年（1341），順帝命脫脫領經筵事，改奎章閣為宣文閣，選儒臣進講。先是，文宗天歷二年建奎章閣，一時精英薈萃，文采煥然。伯顏擅權，文士四散。順帝時，宣文閣在經筵教育、修撰三史、翻譯古籍、編纂史書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為穩定社會秩序，采取了一些減輕人民負擔和放松對漢人南人控制的措施。如開馬禁、減鹽額、蠲負逋等。同時，著手整頓吏治，定守令黜陟之法。

至正二年（1342），為發展農業生產，推廣農業技術，編纂、頒行《農桑輯要》。

至正三年（1343），“詔修遼、金、宋三史，以中書右丞相脫脫為都總裁官，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為總裁官”10。

又請修《至正條格》頒行天下。

在大興文治的同時，脫脫也輔佐順帝調整統治集團內部的關系，如為被伯顏殺死的郯王徹徹禿平反昭雪；召還被伯顏貶的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讓他們回到各自的封地；使博爾術四世孫阿魯圖正廣平王位等。

至正四年（1344），脫脫以疾辭相，表十七上始獲準。繼任者先后有阿魯圖（博爾術四世孫）、別兒怯不花、朵兒只（木華黎六世孫）等，脫脫所制定的改革措施基本上仍在貫徹執行。但推行的力度和取得的效果卻已大不如前。

七年（1347），右丞相別兒怯不花以宿怨譖脫脫父馬札兒臺，詔徙馬札兒臺甘肅安置。脫脫請與父俱行，獲準。十一月，父死。順帝召脫脫還京。

八年（1348），為太傅，提調宮傅。九年，復為中書右丞相。順帝對脫脫寄與莫大希望，為他的再相特行赦天下，詔書稱：“朕纂成洪業，撫臨萬邦，夙夜厲精，靡遑暇逸。比緣依注失當，治理乖方，是用圖任一相，俾贊萬機。愛命脫脫為中書右丞相，統正百官，允厘庶績，曾未期月，百廢具舉，中外協望，朕甚嘉焉。尚慮軍國之重，民物之繁，政令有未孚，生息有未遂，可赦天下。”

再相時的脫脫，面臨著更加嚴峻的局勢，河患屢屢發生。造成了生產的破壞、財政的困窘和社會的動蕩；吏治的敗壞，使綱紀廢弛的現象日趨嚴重；生產的破壞，賦役的嚴重不均，人民負擔的日益加重，更激化了元朝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百姓生計無著，流離失所，人民的反抗斗爭接連發生。

脫脫依然雄心不減，他以烏古孫良楨、龔伯遂、汝中柏、伯帖木兒為僚屬，皆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悉與之謀，從當時最為棘手的河患和鈔法入手，身任其責，力挽頹局，望有補于萬一。

十年（1350），脫脫采納左司都事武琪的建議，變更鈔法。

變更鈔法的原因一是紙幣的嚴重貶值。自世祖后期，經成宗大德、武宗至大以來，紙幣大量發行，大量動用鈔本，造成紙幣貶值。仁宗時雖曾加以整頓，卻并不能制止紙幣貶值的趨勢。以致官定的銀鈔比例僅及中統初的1／20。二是偽鈔的泛濫，嚴重地破壞了鈔法的實行。

變更鈔法是一件大事，脫脫曾集中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和集賢、翰林兩院官進行討論，會上贊同與反對兩種意見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意見不能統一。最后還是由中書省決定，報請順帝批準，下詔實行。新鈔法包括兩項內容，一是印造至正交鈔，實則以舊日中統交鈔加蓋至正交鈔字樣，故又稱至正中統交鈔。新鈔一貫合銅錢一千文，或至元寶鈔兩貫。兩種鈔并行，而至正鈔一貫抵至元寶鈔二貫。二是發行至正通寶錢，與歷代舊錢通用，形成錢幣并行的局面，而以錢實鈔。同金末的交鈔一樣，沒有足夠的物質為基礎，交鈔變更根本無法解決通貨膨脹問題，變鈔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脫脫的變更鈔法以失敗告終。

入元以來，黃河水患連年，末年尤甚。河決嚴重地破壞了生產，造成了大批流民，河水北侵，又破壞了濟南、河間鹽場，“妨國計甚重”。治河雖花費了大量人力、資財，水患卻沒能根治。脫脫復相后，“慨然有志于事功，論及河決，即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于是召集群臣會議廷中，而意見分歧很大。都漕運使賈魯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加固北堤，其用功省；二是疏塞并舉，使河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脫脫采納了后一方案。

十一年（1351）四月，下詔中外，命賈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威廩節度，便宜興繕。二十二日開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功畢。諸埽諸堤成。河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