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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璮稱亂后，漢地世侯們雖然多站在朝廷一邊，但李璮敢于盼望他們起而響應，說明他們之間一定有過某種隱秘不法的交往。忽必烈抓住這些在地方上盡專兵民之權的世侯們人人自危的時機，以“懲青徐之亂”為由，采取了一系列“潛銷諸侯之橫”的措施。元廷在地方上推行兵、民分治的制度，許多世侯被削去軍權，保留文職；接著又罷各地管民官世襲，立遷轉法，收世侯符節，易地為官；對一家有數人居于要職者，規定兵民權不可聚于一門，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制下，河北大軍閥史天澤子侄同日解兵符者凡17人。此后又制定官員俸祿，頒職分田；確定官吏員數、官職品從；省并州縣，減縮地方建制二百余處。李璮之亂反而成為元廷推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的促進因素。

忽必烈朝在行政體制的臨民部分大規模采納漢法，并不意味這個北族政權會按照中原王朝的范式全方位地實行“漢化”。公元10世紀的遼政權及其以后的北族王朝（金、元和清），與它們之前的北族王朝（如“五胡十六國”時期的絕大多數非漢族政權，北魏及其繼承王朝，后唐、后晉、后漢等沙陀政權）相比，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們在統治了人口密度遠遠超過其原居地的漢族社會之后，仍然保留著“龍興之地”作為種族和文化認同的重要資源。因此它們的制度體系必然會包含這樣一些制度成分，其主要功能乃是反映與保障該支配種族及其文化認同、維護支配種族的至上地位。

在建立漢語國號“大元”以后，元政權并沒有放棄它原先的“大蒙古國”的蒙語國號。元代后期的蒙、漢文合璧碑銘中，漢文“大元”國號，蒙語譯作“稱為大元的大蒙古國”，或者“大元大蒙古國”，或者譯作“大蒙古國”。與漢、蒙語國號并行使用一樣，元代紀年方式也是漢、蒙兩種形式并用。元歷代帝的尊號，亦有漢、蒙兩種名號。如忽必烈的漢式尊號為“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蒙語尊號作“薛禪合罕”，意即賢明的大汗；兩種名號之間不存在不同語辭之間的對譯關系，而是各自出于兩個本不相同的符號體系。元帝的即位儀式，也需要依漢法和蒙古法的方式分別履行。可見即使是在元時期，元王朝的皇帝其實同時擔當著兩種角色：對漢族臣民，他是皇帝；而對蒙古民眾，他仍然是一個大汗。

所以，處在從大蒙古國到元王朝的轉型時期，忽必烈為他的后代所奠定的統治體系，是一個在蒙古人、漢人、回回人（蒙古統治者主要用回回人理財）之間保持著適當張力和微妙平衡的制度及政策體系。他的漢族謀士們反復向他宣傳的“用漢法治中國，則為中國之主”，不過是他們一廂情愿的臆想而已。

在中原漢地綱紀粗張、制度稍具以后，攻宋便被提上元廷的議事日程。元朝攻取宋重鎮襄陽的軍事行動從至元五年（1268）開始，至元十年，襄陽破。翌年元軍揭開大舉滅宋的戰幕。至元十三年，宋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市）獻降。又越三年，漂流在壓山（在廣州灣內新會南百里洋面上）海面上的宋流亡小朝廷被元軍追滅。同年，堅持抗戰三十多年的四川合州宋軍也被迫款附。南宋版圖至此全為元有。

與征服中原期間蒙古軍隊大規模的殺戮相比，元軍在攻滅南宋的過程中，已明確地意識到盡可能避免殘破南方經濟、擾動江南社會的必要性。南中國在此期間遭受的破壞，總的說來不算太嚴重。

統一全國以后，忽必烈仰慕漢唐“萬方來朝”的聲威，不斷遣使到海外各國去“宣布朕意”，招諭他們入朝。由于招諭的結果不能滿足忽必烈以世界霸主自詡的期望，遂使他漸生開邊之心。他自稱不取爪哇，“猶癢在心”，所以需要得力的戰將為他“爬搔”。忽必烈朝后期，元軍連續征討日本、安南、占城、緬國、爪哇等“海外諸番”。這些遠征的后果，重者全軍覆滅，輕者“糧盡師老”、無功而返，徒然給元朝本國和戰爭所在地的民眾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和生命犧牲。這時候，為籌劃海外戰爭引起的對元代經濟和社會秩序的破壞，其程度甚至遠遠超過征服南中國的大規模平宋戰爭。

至元三十一年（1294）初，80歲的忽必烈病死于大都。他曾經冊立第二子真金為皇太子，可惜真金早死。忽必烈晚年屬意于真金幼子鐵穆耳，授以皇太子舊印；并且將全真道士張留孫推薦給真金遺孀，說他“必能善事太子”。病危之前，他選擇平宋戰爭的主帥伯顏為顧命大臣，代表自己在帝位繼承問題上“揚命群王”。鐵穆耳靠伯顏“握劍立殿陛，陳祖宗寶訓，宣揚顧命”，終得即位為帝，是為成宗。事成后，伯顏表示從此只愿“與諸王飲于宮前，余非所知也”。另一位顧命大臣玉昔帖本兒也如釋重負地說：“大事既定，吾死且無憾。”可見忽必烈的遺志并非是在風平浪靜中實現的。

成宗即位后起用的軍國重臣，差不多全是忽必烈后期政府的原班人馬，這從人事方面保證了按忽必烈遺規“持盈守成”的基本國策。但他雖然能夠承襲忽必烈的“成憲”，卻無法輕易地將乃祖在半個多世紀的文治武功中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和巨大聲望據為己有。他只有到自己更熟悉的草原傳統中去尋取必要的資源。因此，強調寬宥“惟和”，成為成宗時期朝政的重要特點。元廷在這時罷征安南，拒絕臣下再次用兵日本的建議，已奏準彈壓廣西洞寨騷亂的成命，廷議后也被追回，改為遣人招諭。雖然在西南和西北仍有過軍事經略，為遠征“八百媳婦”地區（在今泰國清邁一帶）而調運饋餉還引起過荊湖全省民怨沸騰，但總的說來，經歷了忽必烈治下幾十年朝廷多事的時期后，本朝對內對外凡事“處之以安靜”，給予整個社會以休養生息的時機。成宗的“垂拱而治”，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古代風景畫鑒賞1307年初，成宗在連年衰病后死去。皇后卜魯罕惟一的兒子已死于此前。卜魯罕企圖以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難答輔國，臨朝稱制。阿難答本人因手握重兵，也有以忽必烈嫡孫（忙哥剌之子）身份奪取皇位的意圖。兩人互為奧援，可能與他們對伊斯蘭教都頗有同情乃至信仰之誠有關，甚至還可能是因為他們之間有私通情節。而蒙古高級貴族中反對卜魯罕的人，利用漢式官僚中樞在皇權暫時中斷時對政治結構的關鍵性影響力，竭力阻撓卜魯罕的計劃，一面秘密遣人分別遠赴漠北和懷州（治今河南沁陽），邀成宗兄答刺麻八剌的兒子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迅速赴都。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漢人謀臣的反復敦勸下，為避免卜魯罕“邪謀得成，以一紙書召還”而束手被擒的命運，勉強赴都。接著他又在隨行心腹的鼓動和反皇后集團的蒙古大臣配合下，于阿難答發難前一日率衛士秘密馳入禁中，拘捕阿難答和卜魯罕，最終以爭位斗爭中實力最弱的一方“廓清宮闕”。

雖然愛育黎拔力八達對近在手邊的皇位難免有垂涎之心，但他的兄長、真金嫡傳中“次序居長”的海山這時已躊躇滿懷地從阿勒泰軍營返抵和林，在那里大會諸王勛戚，接著又分三路率領大軍南下，來與“宗親畢會”。是年夏，海山會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于上都，接受宗王勛臣“推戴”，即位為新汗，他就是武宗。

武宗入都前“捍御邊陲，勤勞十年”的經歷，賦予他個人性格的塑造以最后的影響。他在位的三年半，專從對貴族官僚“溥從寬大”、濫封泛賞的角度去加倍發揮成宗的“惟和”國策。對諸王勛戚從優頒發朝會賞賜，致使給者未及半而兩京府庫空虛。獲得“遙授”職銜而佩相印的人以百數計，甚至宮廷演員、販肉賣酒的人、和尚道士都有授予中樞政要職銜的，稱國公、司徒、丞相者相望于朝；朝廷有大事，詔告尚未脫稿，“奸民已復群然誦之”。官僚機構的膨脹和吏治的腐敗，最終的受害者是廣大民眾。武宗像前兩任大汗一樣，重用回回大臣主持理財大事，雖然使長期存在的慢性財政危機獲得緩解，但勢家權要侵貪蔽占、征斂橫出，種種負擔都落在一般民眾的身上。

《元史》的編者寫道，武宗一朝，“至元（忽必烈年號）、大德（成宗年號）之政，于是稍有變更云”。就社會關系逐漸惡化而言，這樣說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就元朝統治體制來說，成宗和武宗基本上是延襲忽必烈蒙古法和漢法相參并用的格局而少有變動。恰恰是在武宗之后，元代政治中進一步漢化的趨勢明顯增強。它最初似乎表現出沖破前代的體制格局從而使制度一新的跡象，但隨著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反復較量，最后卻演變為一系列粉飾“文治”的行動。

在元武宗千里迢迢趕到漠南，登上皇弟為他預備的皇位后，就把愛育黎拔力八達立為“皇太子”，約定“兄弟叔侄，世世相承”。舊歷正月似乎是對元朝諸帝很不吉利的月份。武宗在即位后的第四個年頭（1311）正月病死，愛育黎拔力八達終于熬過刻意韜晦的“潛龍”歲月，即位為帝。他后來以“崇文右儒”而獲得“仁宗”的廟號。他先后建立過“皇慶”（1312～1313）、“延祐”（1314～1320）兩個年號。皇慶、延祐時期以用漢法進一步改革元王朝體制而著稱于世。

但是，仁宗的改革實際上在延祐中葉差不多就停止了。就像他的哥哥海山一樣，現在輪到仁宗為推翻兄弟叔侄相繼的前約而煎心焚內了。為換取母后答己和權相鐵木迭兒對他立嫡子碩德八刺為皇儲的支持，仁宗后期幾乎完全放棄了銳意于“安百姓以圖至治”的初衷。又是一個舊歷正月（延祐七年正月），被順利傳子的迫切愿望攪擾得身心疲憊的仁宗死于大都，年36歲。碩德八刺即位，是為英宗。

少年英宗是元朝歷帝中沒有受任何困厄體驗就臨朝執政的惟一一人。他在聚集起足夠強大又可以信賴的政治勢力之前，急于推行孤家寡人式的新政來貫徹他所仰慕的儒家學說。雖然幾乎處于“孑然宮中”的境地，未經磨煉的剛愎之心和偏隘的個性卻促使他走向果于刑戮以實現個人意志的極端。不出三四年，由于引起全部蒙古上層的普遍怨懼，英宗最終被權臣刺殺在行帳里。

仁、英二朝推行漢法的中心，都是以加強皇權，來抑制諸王貴戚基于蒙古舊制而獲得的權益；以儒術澄清吏治，來強化官僚君主制下的政治運行程序。但是蒙古宗親和軍事集團成員心目中的大汗角色，與中央集權制下中原王朝的皇帝角色有極大的差別。在當時情形下，大汗企圖僅依靠漢地的政治文化資源強行將蒙古種人集團納入中原王朝的君臣體制，這顯然是十分困難的。仁宗因為別有所求而中途妥協，所以還能善終；英宗銳氣過盛，結果在危機似乎已進入余波時慘遭殺身之禍。

英宗被刺后，真金長子甘麻刺的次子、鎮守漠北祖宗故地的晉王也孫鐵木兒，在“其余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的情形下，被蒙古的宗親勛貴擁戴為新汗，史稱泰定帝。帝位異常順利地從真金次子答刺麻八剌系轉到甘麻剌系，既是因為晉王具有“宗盟之長”的地位，并且重兵在握，也因為具有蒙古本位傾向的“迤南諸王大臣”對仁宗和英宗犧牲他們既得利益來推行漢法的行為深為不滿。也孫鐵木兒個人歷武、仁、英三朝，“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力氣行來”，在蒙古上層中口碑應當說也比較好。

也孫鐵木兒在元朝最高統治集團剛剛經歷了一次重大變故的情形下君臨天下。他在位期間自然災害頻仍不斷。西北連年雨雹、地震，其影響達于荊湖北部地區；東南從浙西到蘇北沿海屢次發生海溢：華北則時而雨雹山崩，時而蝗旱。也孫鐵木兒先建元泰定，末年又改年號為致和，表明他的國策又回到以惟和來求穩定的著重點上。在竭力彌平蒙古、色目貴族怨情的同時，泰定帝也注意到籠絡漢族大臣以增強元王朝的合法性。過去被冤殺和流放的御史臺官員，死者獲昭雪，生者召還錄用。英宗朝的漢族老臣或受“三老”尊禮，或得常朝免拜跪。許乘小車至殿門下。由名儒向皇帝進講儒術的作法，在泰定元年（1324）正式發展成為經筵制度。南方名儒吳澄在他的文集中留下一篇為泰定帝執經進講的白話文講稿。其中這樣寫道：“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來圣人為歹人曾用刑罰來。不是心衷歡喜做來。孟子道：‘不愛殺人的心廝似。’前賢曾說這道理來。只有漢高祖省得這道理來，漢家子孫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愛殺人的心，與天地一樣廣大。比似漢高祖不曾收服的國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著祖皇帝行，可萬萬年太平也者！”

然而，雖然有這些虛崇儒術的措施，與漢人儒臣們在仁、英兩朝的高漲情緒相比，他們在泰定帝治下始終懷有一種難以言狀的受挫感，大多數人的政治態度是消沉的。

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在上都度夏期間病死。他年幼的長子阿剌吉八早在五年前就已立為皇太子。但在八月初，欽察部出生的高級軍事將領燕鐵木兒，以迎立武宗“圣子”為號召，在大都拘捕異己，公開發難。擁護阿剌吉八的上都軍和大都軍隊之間遂挑開戰幕；翌月，阿刺吉八和武宗次子圖帖睦爾分別在兩都被推戴為大汗。元代汗位之爭至此發展到全國性的內戰和不惜以暗殺手段來推動骨肉相殘的地步。

孫鐵木燕鐵木兒是元武宗鎮守阿勒泰山邊地時最寵信的欽察戰將床兀兒之子。武宗赴上都即位時，他以宿衛身份隨駕南來。泰定帝朝，燕鐵木兒不僅直接掌握左衛親軍和由族人組成的欽察衛侍衛親軍，而且以僉樞密院事總環衛事，有權調度保衛京畿的其他宿衛軍。所以他能順利舉事，迅速左右大都局勢。由武宗帶來的漠北舊部子女中，不少人在仁、英兩朝受到冷遇。燕鐵木兒聲稱要把帝位奪歸海山系，在當時頗有響應者。支持大都最得力的河南行省首腦伯顏（與平宋主帥伯顏不是同一人），就鐵心擁戴“吾君（指海山）之子”圖帖睦爾，親自勒兵護送他北上。伯顏不僅獻出本省財賦，而且還截留了東南諸省經河南北解的“常賦”，一起供給大都。站在大都一邊的還有湖廣、江西等省。

公開支持上都的，除遼陽而外還有陜西行省。兩都之戰開始時，上都方面分兵四路。其中三路分別叩擊居庸關、古北口和遼東遷民鎮（今山海關）；另一路繞行山西，再向東回攻紫荊口，大概帶有與陜西軍隊互相接應的意圖。這種用多頭進攻撕開拱衛大都的前方防線、進而對之實施包圍的戰略，對一時無法從南方省份調集足夠兵力的大都集團確實是一種嚴重的威脅。但是，把兵力分散在長城一線東西千余里的上都軍隊，如果各自為戰，互相間缺少配合和呼應，也很容易被集中相對優勢的大都軍隊各個擊破，從而使全線攻勢陷于瓦解。

燕鐵木兒似乎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所以除分出一小部分兵力把守長城諸關隘以外，他將最能作戰的主力集中在本人直接指揮之下，在40天時間內，東西奔突、迅速轉移近十次，往返轉戰于最需要增援的那些戰略要地。到了十月中旬，上都軍雖曾有不止一次逼近大都城下的戰跡，四路進攻卻被悉數擊潰。隨著形勢的漸次明朗，部分持觀望立場的駐牧遼東的東道諸王很快倒向大都，起兵進圍幾近空城的上都。上都集團首腦或遁或降，阿刺吉八去向不明。十一月中，轉戰于山西、河南的幾支關陜軍隊也先后在大都招諭下罷兵撤還。

鐵木迭兒踩滅了兩都之戰的余燼，但帝位的歸屬問題仍使他心煩意亂。武宗有兩子。長子和世依叔侄相繼原則本應是仁宗的帝位繼承人，卻在仁宗逼迫下出京，后來流亡到西北察合臺后王領地；次子圖帖睦爾在泰定帝死時出居江陵，在燕鐵木兒發難當月到達大都。出于“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發”的形勢，圖帖睦爾立即在大都稱帝，改元天歷，并聲稱“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上都克復后，圖帖睦爾迫于元仁宗在大德末年“推奉圣兄，謙居儲貳”的前例，遣使往迎和世。

和世懷著乃父當年同樣堅定的信心飄然從察合臺封地啟程，抵達和林后，便經隨行的察合臺宗王和漠北諸王、大臣合議，匆匆宣布即大汗位，史稱明宗。他忘記了自己的父親是以阿勒泰山前線統帥身份、藉三萬精兵相扈從的強大武力為后盾而取得帝位的，而他本人卻只有1800名貼身衛士。和世對此毫不經心，任情舉措，結果被迫付出致命的代價。

天歷二年（1329）四月，攜玉璽北迎和世的燕鐵木兒至大汗南下的行帳入覲。和世對他雖然有所封授，卻削去了他手中的大部分兵權，同時對與自己一起流亡草原的親信舊人大加委任。很明顯，如果和世臨朝，燕鐵木兒很難會有君恩獨厚的際遇，隨和世入朝的新貴必定要分享由他出生入死才爭得的勝利成果，甚至將他排擠到權力集團的邊緣。他不愿接受這樣的命運。而對圖帖睦爾來說，一經即位為帝，原先的“固讓之心”也很快銷蝕，處在進退兩難的矛盾心情之中。于是，“武仁授受”的正劇在第二次排演時變成了一場血淋淋的鬧劇。

八月初，和世和圖帖睦爾相會于連接大都與上都的驛路之上的旺忽察都行宮（在今河北張北縣境）。不滿五天，明宗“暴崩”。圖帖睦爾“入臨哭盡哀”，而后立即在燕鐵木兒簇擁下，擁皇帝寶璽馳還上都，在那里再次匆忙即位，是為文宗。

天歷年間連續兩次重大變故，使蒙古、色目上層人心離散。忽必烈朝以后，蒙古高層內部的躁動不安，以文宗朝為甚。文宗本人在天歷之變中涉嫌太深，所以也不便像泰定帝那樣通過“誅逆”來收攏人心。這就迫使他完全倒向燕鐵木兒，在朝中養成以這個頗具才干的獨夫為核心的同氣相求的權力小集團。燕鐵木兒前后娶宗室女40人，納泰定帝妃為夫人。文宗甚至把自己的兒子也寄養在他家里。天歷年間也是一個氣溫偏低、自然災害嚴重的時期。

由于政治氣候和經濟環境的限制，文宗臨朝的四年，只好專意于追求一種振興“文治”的表面效果。他在皇宮內收藏文物書畫、圖書寶玩的奎章閣設學士院，搜羅天下名士，聊備問對，入侍燕閑。奎章閣學士們不是治國平天下的君主政治智囊團，不過是一批才識超詣的“文學之士”而已。為了“示治平之永則”，文宗朝對大量的政府檔案進行了系統的整理、編排、刪削潤色，纂修了一部大規模的官頒政書《經世大典》。

在旺忽察都“隱虧天倫”的行跡，給元文宗的心理蒙上了一層終生卸不脫的陰影。至順三年（1332）夏他死于上都，皇后不顧燕鐵木兒的堅請，“導揚末命，申固讓初志”，執意要把帝位傳給和世的兒子。和世長子妥懽帖睦爾當時出居靜江（治今廣西桂林）；次子懿磷質班時年7歲，在京師。燕鐵木兒急于立幼，遂擁立懿磷質班即位，史稱寧宗。這個小皇帝即位后五十余天病死。燕鐵木兒再次建議擁戴文宗之子燕帖古思，仍被文宗后拒絕，不得已乃迎妥懽帖睦爾到京。但遷延數月不得立。恰巧這時燕鐵木兒因縱欲過度溺血而死。妥懽帖睦爾才順利即位。36年后，朱元璋派遣的北伐大軍進逼大都，妥懽帖睦爾倉促出逃，翌年因痢疾死于應昌（故址在今內蒙克什克騰旗西達來諾爾附近）。元代流亡政權這時處境狼狽，所以他沒有廟號；明政府以其“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給予他“順帝”的稱號。此后作為蒙元王朝的一個繼承國家，“北元”政權在蒙古草原還存在了很長一個時期。

在它的最后幾十年中，元政權的積弱之勢日益凸現。元代后期蒙古、色目各族受漢文化影響的程度迅速提高。自1340年代后，高層蒙古、色目官僚集團爭論軍國大事時所使用的，差不多全是儒家政治的語言，但這種情勢似乎反而刺激起統治層內種族認同和種族防范意識的強化。仁、英二朝之后，漢人、南人官僚層中普遍存在的被朝廷疏離的心理狀態一直積重難返。順帝初權臣伯顏要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的臆想雖然虛妄愚蠢至極，但它無形中極嚴重地銷蝕了元王朝君臨漢地社會的合法性。順帝采選宮女的消息在江南民間引起待字閨女爭相出嫁的社會騷動，說明一種深刻的社會焦慮和不信任感正在全國彌漫。元順帝好玩弄權術操縱臣下，導致上層官僚集團的政治意志麻木懈怠。吏治的腐敗成為整個官僚系統的通病。經歷過那段艱難時世的人評論說：“及元之將亂，上下諸司，其濫愈甚。”

至少在順帝朝前半期，元政府仍然具有動員相當巨大的資源直接干預社會經濟的能力，可惜它所從事的兩項大規模行動，即變鈔和開河，都沒有取得預期的積極效果。“開河變鈔禍根源”成為當時流傳最廣的一句民謠。至正十一年（1351）發行新紙鈔“至正交鈔”和新錢幣“至正通寶錢”，用新鈔使在民間行用已久的至元寶鈔自動貶值。大量發行新幣導致“物價騰踴、價逾十倍”的通貨膨脹，以至所在郡縣以物貨相易。變鈔沒有改善國家財政狀況，反而使政府信譽和社會金融狀況蒙受巨大損失。

牧童放牛圖1330年代以后。奪淮入海之前的那一段黃河河道，在今河南北部、山東西南部發生劇烈的由南向北的擺動。至正前葉，河溢造成的白茅堤決河和金堤決河，已清楚地顯示出黃河干流北移的形勢。河患危及元朝漕運的生命線即大運河以及山東沿海的鹽場，大片地區的農業遭到嚴重破壞，歲饑民貧，所在盜起。至正十一年，元廷經過幾年猶豫，定議用賈魯治河。采用辟地鑿溝和疏浚舊道的方法，將北擺的河道勒回南方，接入故道，由淮入海。治河共動員民夫、軍隊近20萬，經八個多月完工。至正十七年以后，黃河干流又始而北擺，改由今渤海灣入海。所謂北河絕流、故道復通，終于落空為治河派主觀上的良好愿望而已。不僅如此，開河之役正好為元末農民起義的發動者提供了動員上的便利。

即使在農民起義爆發之后，元朝的滅亡似乎仍未成為必然的結局。到至正十四年，元政府在對各地農民軍的鎮壓中差不多取得了完全的主動。泰州鹽販出身的張士誠被脫脫統率的百萬元軍團團圍困在高郵城內，天天討論投降的事。正在這時，順帝突然下詔解除脫脫的兵權和官爵，將他就近安置淮安路。在高郵城指日可克的形勢下臨陣易帥，使圍城的百萬之軍不戰而人心自潰。張士誠反敗為勝。從這時起。元政權真正進入江河日下的頹勢，而農民軍中的朱元璋則逐漸由弱而強，并滅各支反元勢力，北伐中原，于1368年定國號為明，成為取代蒙元統治中國的新王朝。換一個視角看元朝在元王朝的皇帝寶座上，始終坐著一個蒙古人出身的“天子”。元朝歷史因此而具有不少獨特性。

元政權曾經被人們稱為“外族”政權、“異族”政權。其實，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從來就不僅僅是漢族的歷史和文化，而是漢族和其他許多少數民族的共同遺產。在歷史上，漢族的中央王朝經常把周邊的各少數民族地區納入其統治范圍，為什么到中原建立王朝的少數民族就要被視為“外族”甚至“異族”？元人自己把當國的蒙古人稱為“國人”；在需要強調族屬之別的時候則名之曰“國族”，或者“北族”。使用“北族”王朝來指稱遼、金、元、清等等歷史上的非漢族政權，與以“外族”、“異族”來對它們進行界定相比，顯然要有更多的歷史包容性。

13世紀后半葉，進入漢地和南部中國的蒙古人口，最多不會超過70到80萬，而當時居住在宋、金舊土的漢族人口大約有7000多萬（不包括云南和吐蕃之地的人口數）。人數不多的蒙古人，為了統治人口稠密、疆域遼闊的國家，把全國人口劃為四等，即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元朝中央政府的行政、軍事、監察機構和各行省的首腦，按制度照例由蒙古人擔當，軍機重務尤其不讓漢族官僚與聞。“天下軍馬總數目，皇帝知道，院官（指樞密院官）里頭為頭兒的蒙古官人知道；外處行省里頭軍馬數目，為頭的蒙古省官每知道”。河西的黨項人和從黨項以西的西域各地進入華北及南中國的各族則被統稱為色目人。元中葉后蒙古軍隊的戰斗力下降，色目軍隊成為元朝統治最重要的軍事后盾。色目人中的畏兀兒（今譯維吾爾）人和信仰伊斯蘭教的回回人，是幫助蒙古統治者從事財政管理和商業經營的得力助手。中原的舊金臣民（包括北方漢族、女真、契丹、高麗等族）和較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居民屬于漢人。中原和南方各地一般臨民官員有很多是漢人。最晚征服的南宋舊土的居民稱為南人。南人在元代的地位最低。想做官的南人千里迢迢地去大都接托權貴，常常帶著南方的土特產臘雞作為饋贈的禮物，以至北方漢人將南人戲稱為“臘雞”。他們的南方口音也成為被嘲笑的對象。

四等人制并不完全是按民族區別來劃分的，但它確實體現了元朝政治和法律中民族隔離、民族防范和民族壓迫的特點。元末的農民軍還用“貧極江南、富夸塞北”來概括和抗議當時的民族不平等現象。但是民族間的不平等并沒有體現元代社會關系的全部內容。當漢人為蒙古貴族“富夸塞北”義憤填膺的時候，漠北也經常傳來蒙古饑民倒斃于風雪的訊息；蒙古窮人的子女，同樣地被當做奴婢買賣。在色目軍隊也像蒙古軍那樣腐化以后，元朝最后十多年間鎮壓農民軍的主力，其實是中原和南中國各地結寨自保、率兵“勤王”的“義軍”，即漢族地主武裝。可見元政權并沒有一視同仁地代表全體蒙古人的利益，而漢族地主則在他們的窮苦同胞揭竿而起時也義無返顧地站到捍衛朝廷的立場上。明初被朱元璋鎮壓的江南各地大地主中，很多人在元代早已富甲一方。

第二章

元朝的統治還常常被人與經濟殘破的黑暗時代聯系在一起。自北宋以后，河北、山東、山西、關中等地經濟長期衰敝，這筆賬當然不能全記在蒙古人南下的頭上。1230年代以后，上述地區的農業和其他經濟部門逐漸趨向于緩慢恢復乃至略見增長，四川的社會經濟在蒙宋間的長期對峙中破壞慘重，當地戶口十亡七八；河南在金末20年里遭到女真政權的瘋狂掠奪，爾后又成為蒙金決戰的場所和蒙古攻宋的前沿，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戰禍使這里一片蕭條；江淮之間也因宋元之戰而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以上三個地區的經濟在入元之初都已瀕臨崩潰境地。在元王朝統治下，江淮地區的經濟獲得較快的恢復，大體上回升到宋代的水平。河南的復蘇也相當快，雖然它似乎未能再現北宋時代的繁榮。四川經濟狀況的好轉最為遲緩，直到14世紀上中葉，仍然“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但是入元以后這里也一直處在逐步恢復當中。元朝平宋戰爭雖然造成南部中國某些地區的嚴重破壞，但由于元軍著意貫徹忽必烈以“不殺”而取江南的意圖，節制屠戮和破壞行為，因此所遭受的戰爭損失總的說來相當有限。在農業生產的基礎本來已比較好的南方各地，社會經濟得以基本上維持在南宋原有水平上下，甚至還有某些增長。杭嘉湖地區的可耕田到南宋后期已大體開墾完畢。元代將農田改造的重點從過去的筑堤圍田轉移到疏河排水、熟化低溫耕地的方面，由此進一步開發對土地資源的有效利用。這一地區推行稻麥兩作制的面積也比前代有所擴大。棉花種植的普遍推廣、瓷器作為一般消費品進入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領域，對提高普通民眾的社會生活質量都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相對而言，邊疆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在元代還表現出長足的進步。云南的農業、水利和蠶桑之業，在與內地政治經濟交流顯著擴大的推動下發展很快。漠北的繁華和農業墾殖也盛況空前。不過這種“殷富”是在元廷運用政治權力調動中原和南中國巨大經濟、文化和人力資源予以支持的情形下實現的。正因為成本太高，元中葉以后漠北繁榮漸呈難以為繼之勢。

如果說中世紀漢文化的“天下”是一個以“夷夏之別”為原則確立的、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等級結構的世界體系，那么古代蒙古人觀念中的“天下”乃是位于“有星的天”、“有草皮的地”之間的沒有中心的無限空間。開放的世界觀念滋育了蒙古人在文化上的開放觀念。正是由于這樣的背景，元朝統治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多元文化交相輝映的著名時代。